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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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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網評論員：北京市政府是否要“東遷”通州？官方給媒體的答案仍然語焉不詳。但今天（6月19日）來自京媒的消息顯示，一場意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工作現場會剛剛召開，北京市長王安順表示，北京將深入貫徹《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精神，分領域制定產業、市場、教育、醫療、行政事業單位等疏解方案和目標。
這似乎已經部分肯定了市政府搬遷的傳聞。但更重要的信息則在于，在治理瓶頸面前，北京終于不再端著大而全的架子，開始將分解城市功能的概念推入操作層面。如果說，產業和市場的疏解之前已有著手，教育、醫療的分解和下沉對北京來講則是一件更有割肉之痛的事情，長遠看來，更是對在歷史中形成的“北京角色”的深度解構。
反過來看，北京割肉疏解功能，也足見資源集中型城市治理的邊界。這個邊界已經迎面與北京相撞，更該給那些還沿著北京模式前行的二線城市以警醒。
作為中國的首善之區、先發城市，北京是在經濟、社會、文化上代表現代中國的城市，也是率先體驗到現有經濟增長方式得失利弊的城市；是展示著公共決策、公共服務水平的地方，也是最先應對中國改革和轉型中治理難題的地方。近二十年來，北京在社會治理中遇到的問題，比如大氣、擁堵和人口問題，沒過多久就與中國二、三線城市陸續短兵相接；而北京的治理模式、發展策略，也正在被后發地區學習和借鑒。但很遺憾，后發城市更多的是在搬用北京的應急治理經驗，卻沒有對即將遇到的北京式難題未雨綢繆。
比如，在擁堵和大氣治理問題上，限購治堵、限號出行自北京始，隨后傳遞到了很多知名城市，今年年初更是上演了一出城市間“閃電限購”的“接力”，對其合法性的爭議至今仍未停止。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景觀是，在天津、深圳閃電限購之后，太原、西安、鄭州等城市幾乎同時出現了限購傳聞和購車恐慌。這其實表明，公眾已經默認，一線城市的限購政策會毫無例外的沿襲到自己的城市，默認了政府在治理辦法上的簡單與單一。也可以說，已經明白了城市治理模式及其產生的社會問題，在由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次第向下傳遞。
在過去幾年中，光明網評論員曾多次表達，一個壟斷資源的城市，無論如何限號出行、搖號購車，都不可能完全解決問題，北京就是例子。二線城市學到了北京治堵的權宜之計，也更應該充分吸收北京的教訓，適當分散醫療、教育資源，將知識密集型的產業園區合理規劃到更大的范圍內，而非城市核心地帶。如果不能承擔這種資源下沉和分散可能帶來的損失，那就只能用限購搖號這種辦法，持續削奪城市市民的權益。這個道理，同樣也適用于城鎮化過程中的其他城市病。
不論此次北京市政府是否搬遷、又是否搬遷到通州，“北京市政府東遷”都已經成為一種輿論指代，既指北京市在區域一體化背景下分解城市功能的一系列舉措，也意味著傳統的城市治理模式正在發生轉型，過度集中資源的慣性正在遭遇反制。往常能“靈敏”捕捉到北京限購限號政策的城市，這次是否也能get到“北京政府東遷”背后的信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