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在IMF2015春季年會期間表示,目前中國樓市的首要問題是空置率太高,空置面積達10億平方米,要將地產開工率維持在中等水平,還要進一步提高銷售率。(4月22日《華夏時報》)
即便是沒有媒體報道,想必不少公眾也對“房市”不景氣有著直觀的感受。盡管一線城市的房價依然讓許多購房者望而卻步,但在許多二三線城市,房屋空置率過高并不難發現,甚至還出現了為數不少的“鬼城”。這一切,與各地大力興起的“造城運動”不無關系。
從內蒙古鄂爾多斯到云南呈貢,空曠的馬路和人煙稀少的城市新區,早已成為最常見的場景。正是大規模興起的“造城運動”,導致住房供應嚴重過剩。大部分規劃之初的設想,僅僅停留在“藍圖”上,包括教育、醫療在內的基礎設施不足、產業空心化、土地資源浪費、就業困難、生活不便……一系列問題讓曾經美好的“新區”“新城”變成“睡城”“空城”甚至“鬼城”。
讓最初的規劃者不愿意看到的是,除了規劃、興建之初短暫的美好之外,“造城運動”還讓所在城市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還有因征地拆遷帶來的諸多“后遺癥”。當然,這些后果很有可能讓繼任者來承擔。
但以上種種似乎并未讓各地主政者足夠警醒。根據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課題2013年對12個省、自治區的156個地級市和161個縣級市的調查顯示,156個地級市里,有九成以上正在規劃建設新城,部分城市新城面積是城市建成區的數倍之多。此外,12個省會城市共規劃建設55個新城新區,甚至有的城市打算興建13個新區……
不可否認,“造城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隨著城市經濟和社會的飛速發展,原有城市的承載能力達到極限,客觀上要求拓展城市發展空間并尋求新的城市生長點。而作為必然趨勢的城市化,也將是未來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但是,一個城市的形成,是長時間的經濟、文化、政治等發展的歷史積淀,絕非僅靠“拍腦袋”決策的長官意志和“紙上畫畫”的規劃就能實現。
不少城市之所以在尋找城市新的增長點時,直接靠財力來拓展城市面積,采取行政手段來推動“造城運動”,既與當前的土地政策有關,也與投資主導型增長見效快有關,更與長期以來GDP考核占比過重有著直接的關系。而在目前的行政周期考核現實下,“造城運動”不但不用時任主政者承擔實質性的后果,反而可以帶來立竿見影的“政績”。
但是,不管是開封的古城改造,還是蘭州、十堰的削山造城,還是宿遷的大拆大建,對投資的過于依賴,使得“造城運動”的諸多模式從一開始就埋下隱患。先天不足的“磚頭經濟”注定無法帶來城市的持續繁榮,反而在實體經濟發展緩慢、房市不景氣的背景下,陷入種種泥潭難以自拔。
當前城鎮化的背景,更為一些城市主政者提供了很好的借口,而“人”的因素則往往停留在口頭和紙面上。要遏制一段時間以來存在的大躍進式的“造城運動”,首先必須剔除城市規劃、發展中的“長官意志”,以科學、嚴肅、透明的運作方式,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造城運動”的癥結,在于現有的城市征地制度以及不健全的金融體系。改變“一本萬利”的土地政策,加強對銀行借貸、財政審批的監管,顯得尤為迫切。
從長遠來看,要遏制地方時不時的“造城沖動”,還應理順各級政府的激勵機制,明確其發展目標和任務。只有切實將提供公共服務作為政府的首要職責,明確群眾利益的核心,充分發掘城市的內生增長點,政府干預市場甚至取代市場、以個人喜好推動市容改造或新區建設等諸多不合理決策才有望杜絕,“以人為本”才能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