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是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實踐證明,這四大目標在不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應當有所側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把經濟增長(GDP指標)作為首要目標,這在物質財富十分匱乏的國情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隨著調整產業及技術結構、消化長期積累的過剩產能進入加速期,就業問題更加凸顯。因此,在目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應明確把增加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
就業是民生之本。明確提出增加就業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有利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有人可能質疑,當前我國老齡化加快,勞動人口的絕對數量在減少,就業還是突出問題嗎?請看一下歐美日等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我國的國家,至今仍然在為就業問題發愁。因為就業不僅有總量問題,還有就業結構、就業質量、就業保障等問題,必須統籌考慮。我國還有一個特殊情況,那就是城鎮化處于快速發展階段,要讓大量農村轉移人口真正成為市民,必須以相應的就業崗位為支撐。因此,從就業總量看,當前急需大力發展就業彈性高的第三產業和容納就業多的中小微企業。這也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從優化就業結構看,急需打破各類行政性分割對勞動力合理流動的阻礙,特別需要下大力氣解決農民工和大學生群體的就業問題。這有利于農民工市民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從提高就業質量看,急需加強安全生產工作,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注重人力資源開發和職業培訓。這有利于就業者提高技能,促進我國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從構建就業保障看,急需完善職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及失業保險制度,解除就業者的后顧之憂。可見,作為民生之本,就業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家事、國事、天下事。
多年來,不少地方“黨政工團齊動員”,分解投資和招商引資指標,層層考核GDP,直至考核街道的GDP。現在要不唯GDP考核,他們一時感到很不適應,這是可以理解的。GDP指標確實是20世紀經濟學的一項偉大發明,衡量一國的經濟總量,還沒有其他指標可以替代它。但應看到,GDP指標是有缺陷的。它不能反映投資的效益和結構的優劣,也難以反映收入分配狀況和資源環境代價。這些缺陷原本可以在實際工作中加以適當修正和補充,遺憾的是在以前激烈的地方GDP競爭中卻被放大了。審視當下我們面臨的突出經濟社會問題,有許多正是GDP指標的缺陷造成的。我國經濟已到了只有轉型升級才能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階段,只有超越過去低收入階段的地方GDP競爭路徑,才能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
所以,新的發展路徑應當以增加就業為主要調控目標。這樣做,地方政府不是工作沒抓手了,而是工作視野更開闊、更貼近民生了。當然,把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絕不是簡單以失業率取代GDP增長率作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標,而是要轉變發展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一方面,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在競爭中充分涌流;另一方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城鄉廣大就業者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和職業安全、社會保障網絡,并加強監管。在具體工作中,很重要的是完善對就業狀況的統計調查,真實反映就業總量與就業結構的變動情況,絕不允許虛報瞞報。那種“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積弊,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今天,必須堅決鏟除。至于GDP,依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宏觀調控指標,因為增加就業本身就要求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合理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關鍵是,工作的出發點不一樣,最終結局就會有很大差別。(宋曉梧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