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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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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體形容，2013年的中國經濟，如同一出精彩紛呈的“反轉劇”。
起始的一二季度，經濟增速跌至兩年來最低點。“看空中國”一度成為一些國際機構和經濟分析人士最為熱衷的話題：一家美國財經媒體把“中國經濟還會進一步惡化嗎”的投票放到了網站首頁，另一家研究機構則在分析報告中預測，中國將經歷“超級熊市”，隨時會有“硬著陸”的風險。
但在幾個月后，中國經濟奇跡般地企穩回升。去年三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7.8%，全年經濟增速為7.7%。財政收入、通脹率均優于預期目標，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再創新高，同時，憑借突破4萬億的進出口貿易額，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德國《世界報》將這一成果稱之為“出人意料的良好經濟數據”，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如果取得成功，經濟增長勢頭有望進一步加強。”
中國銀行業協會與普華永道近日的一次調查顯示，對于主導這一“反轉劇”的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中國76家銀行和1604位銀行家做出的總體評價為近5年來最高，其中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評價，均高于2009年以來的各年分值。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2013年，困難比預料的多，結果比預想的好，成績來之不易。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的結果，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結果。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各部門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創造性開展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而作為中國這艘經濟巨輪的“掌舵者”，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初發給達沃斯世經論壇冬季年會的特別致辭中寫道：“在國際金融危機余波未平、世界經濟尚待復蘇和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下，這樣一張‘成績單’來之不易。”他同時強調，中國宏觀調控的創新理念和形成的經驗，有助于中國經濟在今后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繼續拿到好成績”。
現在看來，我們低估了李總理的決心
要解讀2013年中國經濟的“反轉”，年中的“錢荒”事件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時點。2013年6月20日，中國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陡然飆高至13.44%的最高點，而在此之前，這一利率通常都維持在3%左右。受“錢荒”傳言影響，滬、深股市出現暴跌，銀行間交易員們開始“不計成本地向其他機構借錢”，市場一度陷入恐慌。
“銀行不是真的沒錢，它們就是期待政府能‘松’一下。”一位政府內部人士事后評論，“當時商業銀行都有預期，只要一有問題，中央政府就會給錢。就好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誰的哭聲大，誰就有奶吃。”
但這一次，無論關于“錢荒”的新聞如何遍布各大媒體，無論證券市場如何受重挫、交易員如何抱怨“一天賠掉了半年收益”，政府就是不“放水”。
政府在干什么？
據多個消息佐證，6月20日“錢荒”發生時，李克強正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他中途走出會議室，打電話部署相關工作。此后幾天，他“每天一個批示”，安排相關領導和部門負責人，密集召開會議、商討對策。
“總理的工作習慣是高效率的，有問題馬上就處理。”中南海的一位工作人員說，“但他處理問題的方法，是從長遠角度著眼的。”
這個“長遠角度”，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頂住壓力，堅決不增發貨幣”。一位國辦工作人員事后回憶，雖然“錢荒”是突發事件，但中央政府當時“保持定力、決不放水”的舉動，確實是有意為之，是反復思量的結果。
“就好像兩輛車面對面開過來，誰要讓路？”他說，“中央政府這一次非常明確：違規的是你，為什么我要讓路？當然這需要非常強大的定力，更需要非同尋常的勇氣和智慧。”
渣打銀行的分析人員在事后一份報告中評論：“我們曾經懷疑李總理是否會推動改革，但現在看來，我們低估了他的決心，為了推行政策，他愿意冒更大的經濟下行風險。”
以今天的眼光回過頭看，“保持定力”無疑是當時唯一正確的抉擇。自此之后，各商業銀行開始更加重視管好自己的流動性，對貨幣供求狀況也有了更精細的盤算。當年10月和年底又發生兩次小的“錢荒”，市場的反應波瀾不驚。
但在當時，這種“定力”卻需承擔巨大的風險及后果。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曾向媒體透露，“錢荒”期間，他不斷接到來自海外的電話。大家的問題高度一致：“中國的銀行是不是要發生危機了？”
“如果換個人，可能就真的放錢了。何必呢？央行又不是沒有錢。”一位政府人士說，“但克強總理就覺得，如果‘放水’，銀行就會越發有依賴性，所以他始終沒有過度干預市場。”
年終統計數字顯示，2013年中國廣義貨幣（M2）余額同比增長13.6%，增速為三年來最低。
事實上，應對“錢荒”并不是李克強首次展示“定力”。這位政府人士回憶，去年新一屆中央政府組成之初，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國內經濟下行，三四月份中央財政收入一度出現了多年未有的負增長。
“當時就有人主張擴大赤字，說白了就是欠全國人民的錢唄。但總理堅決不同意。”他說。當時，李克強幾次主持召開會議，一方面降低“三公”經費支出，要求中央機關帶頭壓縮“三公”經費5%；另一方面“盤活存量”，用好各部門賬上的存量資金。他甚至派審計署清查各部門沉淀資金，責令限期支出，“逾期將由中央財政收回”。
一位知情人士用“相當不容易”來評價這一系列政策。他說，國務院對經濟工作負總責，萬一堅持“不刺激”，結果經濟真的出了問題，就要承擔責任。“不增發貨幣，不過度刺激，這不僅是‘定力’，也包含科學的預判和堅定的意志決心。”
有媒體引用經濟學家的分析認為，中央政府堅決不“放水”的用意，是按照經濟規律，以市場之手，讓資金流向最該去的地方，恢復經濟結構平衡。英國路透社評論稱：“這是迄今最明確的跡象，顯示中國新領導人愿意為長遠利益而忍受一時經濟之痛。”
渣打銀行則形象地比喻說，這是李克強對市場“嚴厲的愛”。
讓市場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時候會動，什么時候不會動
“錢荒”事件發生20天后，李克強公開闡述了自己的宏觀調控思路。7月9日，在廣西舉行的一場經濟形勢座談會上，他說：“宏觀調控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
這并不是李克強首次提出“合理區間”的表述，但卻是他第一次對“合理區間論”做出的具體闡釋。他解釋說，所謂“合理區間”，是指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經濟運行在這樣一個合理區間內，政府就不去干預刺激，而是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合理區間論”提出的當下，正是中國經濟去年最困難的時期，出口數據大幅波動，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唱衰中國”的聲音在國際輿論中此起彼伏。更令市場擔憂的是，沒有人知道政府會不會救市。一位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回憶：“當時不要說社會上，我們自己一些工作人員都坐不住了。大家都很疑惑，政府怎么還不采取措施？”
長期以來，政府部門曾追求高度靈敏的調控政策。“豬肉價格降了，我們馬上補貼農民，修冷庫增加儲備。結果冷庫還沒修完，價格又上去了，根本跟不上市場。” 這位工作人員說。
而“合理區間論”的意義在于，它給了市場主體一個明確穩定的預期，讓他們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時候會動，什么時候不會動。“既不讓市場覺得，一有困難政府肯定出手，也要讓市場相信，真正遇到了困難，政府不會不管。”他說。
如同一劑“定心丸”，“合理區間論”很快獲得了國際國內市場的積極回應，香港恒生指數和上證綜指受此鼓舞，小幅走高。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論認為：李克強為經濟增速劃下了一條線，給中國和全球股市提振了信心。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則認為，這是中國領導層向市場和公眾發出的“明確、堅決的信息”。
“合理區間論”提出兩個月后，中國經濟開始表現出明顯的回暖跡象，研究機構也紛紛上調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斯蒂芬 羅奇表示，此前“唱衰中國”的論調純屬假警報；創造“金磚四國”概念的美國經濟學家吉姆 奧尼爾稱：“我堅信中國10年平均增速7.5%的抱負很可能實現。”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事后分析，“上下限管理”和“合理區間”的說法，對提振市場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此認為，今后的經濟不會比2季度更糟糕，應該會上去，所以我有錢就要花，有錢就要買設備、雇工人，事實上達到了激活貨幣存量的目的。”馬駿說，“去年3季度中國經濟企穩回升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合理區間論’的提出，給了市場一個穩定的預期。”
10月21日，李克強在中國工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經濟形勢報告時，再次拓展了對“合理區間”的表述。他說：“我們要引導市場預期，確定合理區間，下限是經濟增速不低于7.5%左右，上限是CPI不超過3.5%左右……在這個區間內，盡可能釋放改革的最大紅利。”
一位政府人士后來評論說，每個經濟指標都有一個上下浮動的空間，但把幾個指標聯系在一起，制定出一個區間，這是一種“創造性發明”。“這源于克強總理深厚的經濟學理論功底，也源于他多年執政地方、中央積累的實踐經驗。”
我們能感受到，總理有很大的改革動力和決心
去年3月，李克強出任總理當天，一篇報道這樣寫道：“當多數國人對這位中國經濟巨輪的新任掌舵人充滿期待之時，熟知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專家學者，卻對未來的航程不無憂慮……全球經濟復蘇的腳步乏力，而中國正面臨學界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個形象的比喻是：中國經濟患上了一種“病”，身體“又虛又滯”，一方面需要“補”，但同時又消化不良。而李克強給這種“病”開出的藥方，就是改革。就任總理一個月后，他主持召開首次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負責人座談會時說：“針對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深層次矛盾，要對癥下藥……根本上講還得靠改革，通過改革固本培元，增加經濟發展的元氣。”
在許多境外媒體報道中，李克強最鮮明的標簽是“改革”和“市場”。十八大過后6天，他主持召開座談會提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成為當年網絡最熱的金句之一；而在就任總理當天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他公開承諾，要用壯士斷腕的決心自我革命，“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
事實上，記者會結束后第二天，李克強便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主題就是研究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事項。會議將《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內容分解細化為72項任務，逐項明確責任部門和完成時限。李克強明確要求，各部門要按季度列出工作時間表，“扎實推進改革”。
一位國務院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最近一年來，她見證了很多改革“加快推進節奏”。她說，過去各部門想改革，需要自己報方案請求批準，而現在，國務院領導會主動詢問各部門，“你們有什么改革方案”？
這位工作人員透露，她所在處室正在協調24項改革研究課題，而且“研究和落地同時進行”。她和同事們的工作內容，早已從過去的“傳遞文件”變成了“督辦改革”。
“我們能感受到，總理有很大的改革動力和決心，很想改。”這位工作人員說，“我們正在研究的一些改革進程，可能會進入國務院常務會討論，還可能被列入政府工作計劃，這些都使我們感覺到，改革在提速。”
2013年，李克強先后兩次主持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他還多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出臺措施嚴控新設行政許可、部署推進公司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等舉措。截至當年12月，國務院先后分三批取消、下放334項行政審批等事項。
而這些以“削權”為主旨的改革，換來的是市場的大大松綁和社會活力的充分釋放。國家工商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各類企業登記數同比增長27.63%，其中民營、個體企業增長29.98%，民間投資比重上升到63%。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一些地方的經濟實際是“市長經濟”或“縣長經濟”，政府負責人像是那個地區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新一屆中央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厘清市場和政府的權力邊界，讓市場發力。而政府致力于回歸市場的改革，相當于“再造中國的經濟發動機”。
改革當然會遇到阻力。一位工作人員透露，此前推進的一些改革，也曾遭遇個別部門抵制，但李克強總理的改革決心更為堅定。他在去年11月的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要民意為先、舍利為公，有敢啃‘硬骨頭’的勇氣，義無反顧、一抓到底。”
他同時提出，要依法行政、依法監管、“放管結合”，建設法治政府。“政府不能當‘司機’，直接開車上路，但要管好服務的‘路燈’和‘紅綠燈’，當好監管的‘警察’。”
有媒體發表評論認為，2013年，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源源不斷釋放的“紅利”，是中國經濟“反轉”的重要驅動力。一位政府人士對此也持相同觀點：“簡政放權本身就是宏觀調控的重大措施。行政審批事項的取消下放還在一步一步推進，這對市場預期的改變非常重要。改革是一個長期見效的過程，不僅會影響當前，也會影響長遠的市場信心。”
中國政府正在努力讓經濟火車駛往一個更好的方向
2013年9月11日，李克強在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致辭，首次提出了“中高速增長”的概念。他說：“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7.5左右的增速……符合發展規律。”
一位分析人士解釋，所謂“中高速增長”，就是經濟增速低于過去的兩位數，但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仍然是高速增長。
也是在同一場講話中，李克強強調：“中國未來的增長必須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前提，必須以資源節約和生態環保為支撐，必須以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為動力，必須是保證就業和居民收入相應增加的增長。”
《日本經濟新聞》就此評論：中國已經進入不再為增長率一時波動而或喜或憂的時期。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稱，中國已經決意調整經濟模式，在增長上舍量取質，使消費在中國經濟中發揮應有作用。
過去一年，李克強主持召開多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政策措施：加大棚戶區改造力度，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為小微企業暫免增值稅、營業稅，促進貿易便利化；加快中西部和貧困地區鐵路建設，推進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大力發展供給短缺的養老和健康服務業，重點加強節能環保等“符合結構升級方向的產業”；發放4G牌照，推動信息消費、電子商務發展等。
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李克強說：“推動經濟發展，不光要穩住政策、推進改革、激發市場活力，還要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擴大內需。”
英國路透社此前發表評論稱，中國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速之所以得到“反轉”，完全得益于政府精準的“穩增長、調結構”的政策支持。另一位政府人士分析指出，中央政府過去一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可謂“雙向發力”：既利當前，又惠長遠，就像針灸一樣精準點穴。他說：“這是一種宏觀調控理念的創新，我們不簡單地追求速度，而是追求健康的發展，追求經濟的提質增效升級。”
10月底的一次經濟座談會上，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成為中南海的“座上賓”。馬云在發言中詳細介紹了淘寶即將舉行的“雙11”大促，李克強贊許道：“你們創造了一個消費時點。”
他說：“我們對新經濟要重新認識、高度重視。新經濟不僅解放了老的生產力，還創造了新的生產力。中國經濟要‘爬坡過坎’，必須加快結構調整，大力培育新興增長點，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提質增效、行穩致遠。”他同時篤定地說，我們要用改革為新興生產力護航。
也正是在這次座談會上，李克強和三位經濟學家再次討論起“中高速發展”的問題。李克強說：“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放緩是必然的，但要解決困難和問題、穩定就業，就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堅持發展優先，創新宏觀調控方式’。”
他說：“我們要在必要和可能之間、在轉型升級和保持合理增長速度之間，找到一個‘黃金平衡點’。”
一位分析人士就此評論，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相當于足球隊“要從‘甲B’升到‘甲A’玩”，這將使中國經濟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躍升到新的位置。“將結構調整和產業布局調整納入宏觀調控，既是對經濟學理論的創新，也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把傳統智慧和現代理念結合的全新思路。”
《德國之聲》的評論更加言簡意賅：“中國政府正在努力讓中國經濟火車駛往一個更好的方向。”
創新的理念有助于破除中國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從長期或短期看都是極好的事情
去年10月21日，李克強在中國工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了經濟形勢報告。在這場被媒體評論為“經濟公開課”的報告中，李克強分析闡述了中國經濟形勢和發展趨勢，并且第一次用“保持定力、深處著力、精準發力”完整闡述了他對創新宏觀調控的理念。
他用“柴薪”比喻貨幣政策：“如果我們放松銀根、多發赤字，那就像古人講的‘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他同時強調，政府保持定力、穩定政策，但不能“不動”。“就像騎自行車一樣，停在那里晃兩圈兒，沒準兒就摔下來了，所以還得動，要穩中求進、穩中有為。”
此時，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淺U形反彈”，媒體也早已不再懷疑新一屆中央領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決心。一家美國報紙評論說：“關于中國，大家都同意的舊觀點是，這是一個政府為追求最快經濟增長不惜一切代價的國家；而現在大家都認可的新觀點是，這是一個政府可能在主動放慢增長的國家。……這意味著一個放慢的增長率，但也是一個更可持續、更和諧的增長率。”
一位政府工作人員認為，本屆政府選擇“創新宏觀調控”的理念，是推動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唯一選擇。“貨幣量已經太多，‘放水’的副作用實在太大；另一方面，大量的民生工程構成了財政支出的剛性需求，財政赤字也沒有太大空間。”他說，“可以說，政策的騰挪空間非常有限，這也倒逼政府必須要創新宏觀調控方式。”
梳理以往新聞便可發現，本屆政府對于“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的最早表述，始自去年6月8日的環渤海省份經濟座談會。李克強總理當時強調，做好當前的經濟工作，關鍵要在穩定宏觀經濟政策中有所作為，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激發市場活力。
他同時提出五項具體措施：深化改革、壓縮行政開支、激活貨幣信貸存量、抑制消化過剩產能，以及進一步采取既利當前又利長遠、既穩增長又調結構的舉措。顯然，這與其后的“合理區間”、“黃金平衡點”等理念一脈相承。
一位國務院工作人員透露，早在李克強出任總理之前，“轉型”和“創新”就是他最常提到的兩個概念。這位工作人員推測，創新宏觀調控的思想，或許幾年前就已經在他的腦中初步成型了。
事實上，在完整闡釋這一理念之后，李克強一直在不斷豐富、完善著他對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的理解。今年1月，就《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意見的座談會上，北京大學副校長、經濟學家劉偉的一番表述引起了李克強的關注和興趣。
劉偉說：“我國經濟承受失衡的能力正在增強，根據現在的情況，經濟增速稍微低一些，整個社會的失業率是可以承受的。”
李克強聽得十分專注，并且不時認真記錄著。整場座談會結束后，他對劉偉說：“增長率和就業率的關聯。請你幫助再認真研究一下。
講增長率不能只保證新增城鎮人口的就業，還要涵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
有理由相信，引導2013年中國經濟“反轉劇”的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在今后幾年依舊會是中國這艘經濟巨輪航行的“羅盤”。一位政府人士評論說：“創新宏觀調控方式不是應對危機的一時之舉，而是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長久之策。”
美國《華爾街日報》則在此前評論表示，這一創新理念有助于破除中國傳統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從長期看是極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