曇華林是一部大書,隨著歷史街區保護進程的不斷深入,曇華林向人們展示的不僅是她自身,而且是更為廣泛的文化、制度與前景。我們對這本大書的認識才剛剛打開扉頁……
篇章一:曇華林“復興”之根何處尋
初到曇華林,那精美的教堂、牧師樓和西式的民居,令人驚異百年前武昌的開放程度。武漢三鎮的現代化是從1861年漢口開埠開始的,如果以長江為界,漢口是西方文明“挑戰”的前沿,武昌就是中華文明“應戰”的堡壘。可是,歷史的豐富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武昌并不是“租界”而是“華界”,作為“華界”的武昌城內,竟然坐擁美國、英國、瑞典、意大利四國的教區,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醫院、學校、育嬰堂和住宅與中國人比鄰而居,散落于武昌城內鳳凰山與花園山之間狹長的街巷內。這種在中國政府管轄區域內的國際化社區,完全顛覆了我們以往所受的歷史教育,我們不能不重新打量我們的前人,他們的胸襟、膽略與能力。“被動開關、全面開放、全面進步”——這就說明了武漢何以在開放之后短短的50年就“駕乎津門,直逼滬上”,開演了中國數千年未有的共和大戲。然而除了簡單的幾段說明書,我們對曇華林所能知道的太少了。
花園山上有一座嘉諾撒仁愛修女堂,曾經是嘉諾撤仁愛修女會分院,開辦育嬰堂、教理班、工藝所等公益事業,并在此開辦武昌圣約瑟診所。嘉諾撒仁愛修女堂的后面是一座天文臺,殘垣斷壁之間你會發現一塊塊青色的城磚,也許這就是武昌城拆除之后城磚的再利用?不到百年的建筑,據說“所建年代已不可考”。當一個城市患上了嚴重的失憶癥的時候,這個時代所有的讀書人都應當慚愧。
1948 年美國修女全部回國,中國數名修女隨同去了美國,曇華林的宗教生命中止了。與這些建筑一樣,圣米迦勒教堂、祟真堂、仁濟醫院、翟雅各健身館等等都更換了所有者與使用者,這些建筑于是成為那一段歷史僅存的證據,以它們優美的造型、高超的工藝,留下來啟發我們的好奇心,提示我們還有多么深厚的歷史是我們所根本不了解的。我們設想一下,曇華林這片地處武昌古城邊緣、既非政治中心又非金融中心的地帶,當年是一個充滿著書卷氣和宗教情感的生活區。綠樹鮮花之間的山間小路邊、西式的教堂、醫院和學校,清水磚墻的江夏民居排布在窄窄的背街小巷兩邊。牧師、修女、教師、學生和中外居民如何來往其間,曇華林當年是怎樣的風景?
這風景是我們從歷史教科書、從當下對武漢歷史的只言片語中想象不出來的。中國政府管轄下的國際社區,我們的前人做到了。如何做到的?當年在曇華林土地有沒有用途管制,教會與中國土地權人是如何交易的?誰來收稅,按什么標準?曇華林一帶的城市公共設施是由誰來投資的?中外人士之間如果發生了糾紛是憑什么法律、由什么機構裁判的?換句話說這里不是租界,又是國際社區,依照什么法律體系來維持其中的秩序?這些西方傳來的教堂是如何建造的,經費的來源、材料的來源、工匠的來源是怎樣的?各國僑民在這里是如何生活的,他們的子女在什么樣的學校里接受教育?相互之間有什么往來?所有這些需要大量的研究考證,需要到瑞典、英國、美國和意大利去查找資料。在那些國度里有沒有賽珍珠這樣的人,以她的筆觸記錄過百年前的武昌?那位童年來到鎮江的美國女子,在中國生活了近40年,她把中文稱為“第一語言”,把鎮江稱為“中國故鄉”。她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長篇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獲普利策小說獎,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她難道不是一個鎮江人嗎?我曾經在云貴交界處的一個叫石門坎的苗寨看到一段錄像,那是一個從小生活在當地的英國人,在他90多歲高齡時錄下的,他交替地用英語、漢語官話和苗語回憶著自己在中國度過的童年。難道他不是一個石門坎人嗎?我相信曇華林許多建筑、許多機構百年前的完整檔案至今仍然沉睡在歐美某一個檔案館中,許多故事沉睡在尋常人家的日記里,等待著21世紀武漢的使者前往查詢。曇華林再追尋百年歷史便有了根,歷史的真相就有可能一點一點浮出水面,“復興大武漢”所要達到和超過的那個“大武漢”就有可能漸漸清晰。
研究與記述上海的書籍可能不下幾百種,研究和記述倫敦的書籍有多少呢?有上萬種。研究與記述武漢的書籍有多少?這種狀況與一個華中地區的文教中心城市匹配么?縱觀古今中外,一個民族、一個城市能夠橫空出世的時候,一定是她打開大門對外開放的時候。倫敦的開放舉世無雙,以至于在倫敦你可以見到全世界的人,卻唯獨難得一見“倫敦人”,上海當年也是五方雜處、華洋混居的“東方巴黎”,武漢、曇華林之所以有當年的輝煌端在其開放程度。歷史永遠就是當代史,對于大武漢開放歷史研究的深度,就是當代武漢開放的程度。可惜的是今天看到的曇華林歷史建筑說明文字與10年前能看到的沒有多少差別。曇華林,永遠停留在傳說的水平么?研究是“復興”之根,當了解了曇華林是誰,她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時候,我們才會知道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因為,歷史街區不僅是“人類集體記憶的主要部分”(《威尼斯憲章》),更是武昌、武漢重新走向大開放的起跑點。
篇章二:曇華林不是一個“項目”
曇華林從來不是一個“高大上”的旅游景點。無論是首義門還是農講所,都承載了宏大得多的歷史題材。曇華林優秀歷史建筑多,文物建筑少。在武昌,記載著重大歷史信息因而具有鮮明的紀念意義、教育意義的建筑并未集中于曇華林。全區59處文物中曇華林只占5處。但若論優秀歷史建筑,全武漢139處,曇華林就有27處。以往幾十年的歷史觀,將近代史簡化為革命史、將革命史又簡化為黨史,而曇華林并不是抗日烽火、革命風云的經典地段,很少具有紀念性、儀式感、供人仰視的建筑,相反都是些融入了人們日常的信奉、求醫、就學、居家的場景,她是武昌城的日常生活,是這座城市的家長里短。她是用并不顯赫的點點滴滴全息地紀錄著這座城市作為市民棲居之地的真實生命。惟其真實,因此反而叫人體味不盡、聯想不斷、親近不已,這大約就是如今年輕一代的游人絡繹不絕的原因。
曇華林不是一個優秀歷史建筑緊湊密布的地方。我國歷史文化名城與街區保護的法規,重建筑而輕街區,強調同類的“歷史建筑盡量緊湊集中”,停留在見物不見人的水平。據說上世紀70年代一次考古,由于現場保護不夠,勘探中的文物被雨水淹沒,最后只好“打撈”出來做了一個展覽,完全失去了原來的三維關系,受到考古界一位老前輩的嚴厲批評。因為脫離了文物之間的空間關系,“文物展”與“盜墓展”就沒有區別了。歷史街區保護也是這樣,假如只看到50幾座歷史建筑,不顧它們之間的聯系,不顧當時和現在的社會生活,沒有將這些建筑與周圍的街道、居民的生活改善結合起來,從而完成一個全息整體的社會進步,一座座單獨建筑的保護意義又何在呢?曇華林恰恰是不同類型的歷史建筑散布在一日步行的范圍之內,50多座歷史建筑如同“面包里的葡萄干”,起著點綴與提神的作用,其余更多的是普通民居與大量并不“優秀”的建筑。這樣一來,單純按歷史街區的思維來管理曇華林就行不通了,想一想,這里光居民就不下4萬人。
曇華林很難成為一個封閉運作的文化創意產業園。曇華林是一個高度成熟的生活區,可能騰出的產業空間本來不多,由地方政府掌握的就更有限。當下各地發展文創產業的手法——將第二產業的大跨度高凈空的廠房倉庫統一規劃、統一運營、吸引相關企業入駐形成規模效應,這樣的模式在曇華林無從談起。
曇華林的區位也很難打造成一條商業街。一條街道是否具備商業街的潛質,要看它的可達性和整合度。形象地說,最適宜做商業街的是那種處在城市中心,在狀如魚骨的路網中居中的那一條。曇華林在歷史上并不是一條商業街,附近商氣最盛的是德勝橋。今天,大學生、文藝青年們從武昌各處乘坐公交地鐵來到螃蟹甲、得勝橋,步行幾百米走進曇華林,以“長槍短炮”拍攝在城市水泥森林中鮮見的建筑和饒有情調的小門店,感受東西方的建筑格調和創意靈感,這更象是一種“探幽入微”之旅,而駕車一族要過購物之癮,曇華林停車就是個難題,想來一趟并不容易。將得勝橋拓寬以迎車流么?“必須控制歷史性城市和地區內部的和外部的汽車交通,使道路系統和停車場地不致擾亂歷史性布局或損害它的環境”(《威尼斯憲章》)。
曇華林讓人感動的,不是宏大的歷史、不是成規模的文化產業、也不是高端的商業街、不是四通八達的道路交通,而是在基本保持著歷史風貌的街區中原生態的城市生活:街邊打麻將的老人、教堂禮拜后的信眾、屋檐下晾曬的臘肉、上學路上的孩子、小店中飄出的鹵味,曇華林是武昌城觸手可及的真實生活。
上世紀后半葉,曇華林和所有中國大城市一樣,經歷了革命的洗禮。曇華林的社會結構在新中國建成之初發生了一次斷裂。原各國駐華中地區的天主教、基督教人員回國,教堂及其附屬建筑收歸國有,民宅由房管部門按“一戶一間”方式分租給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居住。1959年1月武漢市將本來已經很低的機關宿舍租金標準進一步調低,結果,全市公房租金收入由1957年的327萬元降為225萬元。這時期武漢市公房的平均房租僅0.145元/平米,房租占職工平均收入比例同樣很低,只有4.96%(《武漢市志城市建設志》武大出版社1996第一版)。計劃體制下的高積累、高投入、低工資、低租金的運轉方式,是一種透支城市、透支基礎設施、透支優秀歷史建筑的發展模式。一方面是“武鋼”、“武重”、“武船”、“武鍋”等大項目高歌猛進,另一方面職工低工資、歷史建筑得不到應有的養護。不僅武漢,全國所有大城市都如此:1991年底的一股寒流,曾經使上海一夜之間5萬多處地下水管破裂。因為在35年的財政統收統支中,中央撥給上海的市政設施投資只抵上海財政上繳總額的1%(康燕:《解讀上海》)。長期失修的城市基礎設施帶病運轉,無論政府還是居民,都沒有保護歷史街區、修復歷史建筑的能力。
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生活使這些居民成為曇華林的新主人,他們與這里的建筑、樹木達成了共生的關系。但他們多非這些建筑的產權人,對此前的歷史了解不多,計劃經濟時期的低工資、低租金模式,使得他們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去修護這些建筑。他們是經濟建設的一磚一瓦,而不是大武漢城市的傳人。看一看瑞典教區中北歐建筑師為適應華中炎熱氣候而修建的回廊,已經被封裝為晾臺以增加居住面積,我們就會理解,對于今天曇華林的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是首要的訴求。人口在增加、年齡在老化、租客的數量超過了業主,曇華林的老房子內部加建、外部搭建,環境品質日趨下降,經過半個多世紀,除了學校和醫院之外,這里已經成了武昌區一個基礎設施嚴重欠帳的低成本生活區。居民們在低水平的住區中生活,顯得對環境更有容忍度,雨過天晴的時候滿街電線上都晾曬衣物。曇華林的大宅院中有些也居住著當年名門之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的生活經歷和受教育機會可以想見,今天他們和租住公房的人們一起過著尋常百姓的生活。就是在這樣一個低成本生活區中,有著數不清的夫妻相濡以沫、母子問暖噓寒,幾十年中度過平常的每一天。曇華林如一匹只奔跑而不吃草的老馬,在日漸艱難的行進中用點點滴滴記錄著尋常人家的真實生活。他們改善居住條件的訴求在今天的產權關系下除了拆遷幾乎無解。
假如是首義門、督軍府,假如是江灘或是江漢路,按照紀念性、儀式感的要求把道路打通、建筑修復、景觀營建,讓今天的金融機構進駐當年的銀行便大功告成了。而曇華林,一個日常生活的武昌,一個城市生活的全息縮影,她把歷史街區的保護直接與低收入階層生活改善綁在了一起,這就給地方政府提出了一個兩難的問題:街區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有限的財政又背不起巨大的負擔,保護歷史街區需要保護建筑的同時保護街區的肌理,一旦肌理破壞就損失了大量信息。商業化改造動遷的“紳士化”做法會根本改變曇華林的性質,而且商業前景并不樂觀;不改造,任其自生自滅,曇華林就是一個隨時可能發生消防、治安、食品安全事故和基礎設施癱瘓的“火山口”。
篇章三:“政府規劃森林,民間生長樹木”
曇華林被再度“發現”是在2003年,這一年3月17日,長江日報《黃鶴樓》副刊以整版篇幅刊發了《曇華林,一部活的近代史書》,編者大聲疾呼,專家紛紛建言,還有本地作家方方的文章:“記憶就是文化”。毫無疑問,由此曇華林進入了公眾視野,4月1日,《武漢市舊城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管理辦法》正式實施。第二年的6月,武漢市政府主要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來到曇華林調研座談,拉開了曇華林歷史街區的搶救、保護、開發的序幕。這一階段正與國內眾多城市開展歷史街區保護同步。
說到當代中國的歷史街區保護,可以上溯到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琉璃廠進行了國內最早的舊街區改造。在這片歷史老、地段好、基礎差、居民貧困化的街區,由政府主導規劃設計、拆遷改造。將一個有著大批原住居民和相對集聚的文物字畫店的老舊街區,改造成為一個金碧輝煌的仿古街。巨大的改造成本使得飚升的租金無情地將琉璃廠的業態向著高端推舉,琉璃廠成為一個幾乎專門面對外國觀光客的字畫文物街。在1985年專家評估會上,對這一場改造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拆真造假和高檔化兩方面。陳志華先生批評這次改造:“古而不樸,增華過甚;拆真古董,換假古董”,另有專家批評這場改造“高門檻排除了眾多為普通市民、知識分子服務的業態”。然而一場金碧輝煌的改造還是迅速對全國形成示范,從那時起,舉國上下拆舊建新,打造“唐城”、“宋城”之類仿古商業街成為一時風氣。
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城市出現了一股新氣象。這就是1999年在上海出現的“新天地”。在此前后,1998年在天津出現了恢復意大利租界的“意式風情街”,2003年在成都出現了整舊一新的“寬窄巷子”。在一個有實力有品位的開發商操作下,曾經殘破的街巷華麗轉身為富有小資情調的商業街,清水墻、木門窗、鋪地青磚和紅燈籠一下將歷史的韻味吊了出來,西風東漸的希臘柱、羅馬窗、空氣中飄出的咖啡香味加上名家的畫作、DIY體驗更是將一種異國情調、創意風格與本土曾經的歷史如夢如幻地彌漫混合,讓一座座城市有了一處兼具懷舊與時尚品味的好去處。
政府主導、開發商運作的模式走出了歷史街區的商業化路徑,由一家企業將拆遷、規劃、設計、建設、招商、運營全部總攬,的確省去了政府許多力不從心的技術活兒。新天地所在轄區的領導告訴我,引進瑞安集團是經過多輪艱苦談判,最后是在機場候機樓為客商送行時達成改造意向的。之后的進程證明,企業可以整合的設計資源、招商能力的確是政府難以具備的。“新天地”一面世,就得到了消費者的熱捧,“老人看到了懷舊,年輕人看到了時尚,中國人看到了歐美,外國人看到了中國”。幾年下來,“新天地”模式的局限也漸漸清晰:一是所有這些歷史街區翻新而成的商業街范圍都很有限:上海“新天地”、“南京1912”占地均是3萬平米,“寬窄巷子”7萬平米,天津“意式風情街”10萬平米,而曇華林則是百萬平米;二是由一個規劃設計機構統一設計,一家企業在一個時間里統一建成,因而建筑的新舊程度毫無二致,街區的風格單調一律,看上去是一夜之間拔地而起的“同班同學”;三是“新天地”、“寬窄巷子”的老居民都已動遷,從此一個全方位多功能的真實街區終結了生命進程,開始了一個大型商業項目的發展,運營方要從租金、業態、改造、裝修去把握,街區成為一個購物中心,按照一個商業項目去發展。幾十年來,為了發展經濟,城市都是作為成本與代價被付出。地方政府的施政評價主要是經濟指標,只對產業、只對產值。對于城市,則只強調“看點”、“亮點”,于是解決歷史街區、歷史建筑最方便的手段就是象“新天地”那樣推向市場,把一塊歷史街區做舊改的規劃,算好拆賠比、算好容積率,交給企業去統一拆遷安置、改造重建。自從“新天地”以來,全國各地出現了“寬窄巷子”、“南京1912”等等有著文化標簽的購物中心。經營上成功了,業態更新了,業績和政績都有了。但城市卻在一步步地失憶。
曇華林與這些街區比較,空間尺度完全不同。“新天地”、“意式街”和“寬窄巷子”都是同類歷史建筑緊湊集中,面積不大,區位絕佳,由一個商業主體統一實施改造,政府、企業各得其所。而改造的方式都是將原住居民遷出,街區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立面之后引進新商業業態。而曇華林街道長、街區廣、歷史建筑散落在上百萬平米范圍之間。武昌黃鶴樓面向長江,政府規劃部門對這一區域提出嚴格的限高控制,使得巍巍名樓浩浩大江成為武漢三鎮首屈一指的觀景點,成為國內眾多江城橋城中景觀維護的風范。黃鶴樓的限高,排除了武昌古城中以提高容積率的方式一次性改造舊城的可能,令商業主導的舊城改造在曇華林裹足不前。
一位以記錄武漢歷史建筑為使命的攝影家給我看了兩輻照片,那是他在日本檢索“東洋文庫”時候找到的,一輻是漢口的英法租界區,異域風情80年間基本未變。另一輻是武昌,中式街巷古色古香,如今已經面目全非。只有曇華林還保存著歷史的空間感。曇華林一旦改頭換面,整個武漢就再難找到一個全面展示中西合璧百年綿延的歷史街區了。在一個名為“曇華林論壇”的微信群里,轉發過一則播映于紐約時代廣場的上海宣傳片,在這部片子里浦東是陸家嘴的“高大上”建筑背景,近景是老上海留下來的歷史街區。我在群中問大家,假如將來有一部關于武漢的片子到紐約播映,主場景是哪里呢?大家說是曇華林。
曇華林歷史建筑保護的另一難處在于技術。由于東西方建筑使用材質不同,西式的優秀歷史建筑往往更堅固耐久,例如上海、漢口、天津、湛江租界區內的老建筑;相反,傳統中式土木建筑則易現頹勢,更容易遭遇拆遷改造,哪怕是由清末改革派所建設的自開商埠區,例如天津的河北區和武昌的徐家棚。
但是,最令曇華林與眾不同的,是武昌區黨委政府對歷史街區的珍惜以至敬畏。2013年修云架橋路,打通曇華林與美院的聯系,在如何鋪排青石地磚——是按橫紋鋪還是縱紋鋪——都令區里主要領導頗費心思。“想清楚,歷史街區保護不是掙錢的事,是花錢的事”,歷史街區復興“功成不必在我”,這是區領導反復對大家強調的。
于是從2004年起,政府開始做“只投入無產出的買賣”,投入巨資改造曇華林路面,改進水電管線等基礎設施。這一輪改造給曇華林注入了生機,帶動了民間的創意人群,“大水的店”、“古街郵局”、“徐刀刀”等一些文青來此創意創業。于是在曇華林出現了“政府規劃森林,民間生長樹木”的局面。在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地帶,在經過了“政府導向”、“資本導向”的改造更新之后,出現了“政府搭臺、社會導向”的復興模式,文物建筑得以修復、基礎設施得以更新、民間創意力量得以成長、全面的城市社會得以營造。
武漢有幸,在一個大拆大建、拆真建假的年代里,保留下了曇華林一片真實的歷史街區,并使她漸漸地恢復了生機。
篇章四:曇華林在體制困局中突圍
曇華林就象武漢歷史的后院,起于新世紀的保護建設猶如打開了一道通往后院的大門。進門后越走越深,遇到數不清的新問題。歷史建筑活化的體制之困,便是一樁大難題。
其實,擁有和使用歷史建筑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威尼斯憲章》要求:“做歷史性城市和地區的保護規劃,應該是一項多學科的綜合工作,事先須由考古、歷史、建筑、技術和經濟等各有關方面的專家進行必要的調查”。俄羅斯修復學院的創建者、歷史建筑修復專家普魯金曾說,“歷史建筑的修復決不是房屋的修繕”,普魯金和他的教師學生是以對歷史建筑極大的敬畏與珍視,從一塊燒焦的木片,一片脫落的墻皮研究建筑的材質、工藝,然后制定古建修復的方案。這種光復舊物的態度在意大利、西班牙、在英國、在整個歐洲可以處處感受到。19世紀末期,威廉·利華為他的兄弟利華有限公司所建設的“陽光之港”(時代約略等于張之洞的漢陽鐵廠),當時邀請30多位建筑師為工人所建的住房、劇院、教堂、美術館,今天已成為英國的歷史保護區。一位居住其中的退休飛機工程師告訴我,他10年前買了這里的一套房子,按法律他不能更改建筑的外觀。我在英國還聽說,如果一座百年前的墻體在建造的時候以馬血攪拌灰漿,那么今天在修復的時候也必須用到馬血。于是當世界各國的游客觀賞意大利那些以不同顏色的大理石修復的羅馬石柱的時候、當人們欣賞西班牙那些粉白的墻壁上刻意留出的一段中世紀紅磚所砌筑的拱卷的時候,心中油然而生的不僅是對逝去的輝煌的感慨,更會感慨這所有的修復,都是為了展示“人類集體記憶”——讓本地的居民和遠方的客人由此增加對歷史的實感和審美的品位。
在曇華林,有些重要歷史價值的建筑,孤寂廖落在校園一隅,既未被使用,也未被保護,等待著的只有墻倒屋塌;另一些優秀歷史建筑由政府出資整修一新,但使用單位大門緊鎖,過往的游人只能透過柵欄和門縫窺望。優秀歷史建筑按照法律是由使用人維修的。可這建筑是由政府在歷史建筑立法幾十年前以無償無限期使用的方式劃撥給行政事業單位的,這些單位的主業不是文物保護機構,既沒有專業人才也沒有專項資金。他們在承接這些歷史建筑的時候并沒有將維修成本納入預算,一旦歷史建筑技術壽命臨近,這些單位只會手足無措。假如不是政府出手,這些建筑不會得到維修。而政府出資維修之后,這些建筑一如往常被牢牢地鎖在圍墻和大門之內,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未能向公眾開放而繼續沉沒。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源自于產權制度,即歷史建筑對行政事業單位無償劃撥的使用制度。
在這種無償劃撥的50年之后,相關法律才明確所有人的保護責任,2003年4月1日武漢市人民政府公布實施《武漢市舊城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管理辦法》,10年之后,《武漢市歷史文化風貌街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更以武漢市人大常委通過、并經湖北省人大常委批準,由此提升了保護的法定級別。值得注意的是新頒條例的第四十八條:“公有優秀歷史建筑的使用現狀不符合保護圖則規定的使用性質和保護要求,為了保護的需要,可以對承租人進行公房使用權調整,承租人應當予以配合”。可以想見在過往的十年中,有關部門遭遇了多少公有優秀建筑的使用現狀不符保護要求又不做整改的個案。
在香港,建筑物的保護要與使用結合起來,叫做“活化”,這是在歷史建筑保護的投入與社會效益產出之間尋找平衡的方式。“活化”的過程是政府與非贏利的民間機構合作完成的,港府為此專門設立了優秀歷史建筑活化的“伙伴計劃”。港府聘請了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專業委員會,成員都是以個人身份而不是機構代表出任,其中不少是“太平紳士”或“紫荊花勛章獲得者”。在這個委員會的評審之下,眾多非贏利機構提出的活化計劃中遴選出最合適的方案,經過政府的資助和眾多專業機構的幫助實現了建筑的再生。這個建筑將按照事先承諾向公眾開辟一定的空間與時間作公共用途。例如九龍巴士公司創始人之一的雷亮先生后人將家庭的私宅“雷生春”捐獻港府之后,在初步整修之后即列入“伙伴計劃”,經過數輪的競標,最后是由浸會大學將其作為中醫館來活化。這座建筑經過修復和增加必須的結構設備之后開門營業,并辟出一樓的一半空間作為“雷生春”保護活化過程的博物館,另一半也是對外開放的涼茶店,醫館還有安排了專門面對香港市民的義診時間。
中國大陸歷史建筑的保護利用,是在一場文化大劫難之后從無到有起步的。人才不足、技術不足、體制掣肘,使歷史建筑或是根本得不到保護,或是單純保護輕利用,不關注向公眾的開放,歷史建筑的教育作用發揮有限。然而就象正在萌動的春天一樣,曇華林歷史建筑保護利用的局面出現了融冰的態勢。今年春天我聽說,翟雅各健身館在武昌區政府的協調下,將由武昌區聯合市工程設計產業聯盟共同修復,并交由產業聯盟使用。工程設計產業聯盟是武漢工程設計行業的聯合體,對于歷史建筑保護擁有相當的人才與經驗。這樣,在一個鼓勵只管用不管養的體制之下,在一個只問保護不問利用的體制下,武昌區政府以“塊塊”協調“條條”,以城市復興這個最大公約數整合不同行業的訴求,最終通過“千言萬語、千辛萬苦”,找到了歷史建筑“活化”的一條可行之路。
篇章五:曇華林正在“復興”
一旦有個地方成為新聞熱點,不同角度的訴求就會撲面而來。商家看到租金升值、居民看到拆遷機遇、企業看到地價洼地,而政府會從不同的角度賦予這個地方不同的功能。那些偶爾到來的高層領導,帶著看慣了“亮點”的目光,更希望看到一個“打造”出來的成果。而曇華林自己已展示出一個歷史街區的復興是如此復雜——“比登月航行更復雜”。英國城市規劃泰斗彼德·霍爾說:“因為登月目標明確、且全過程是物理性”而“城市規劃多目標,多數過程是人的行為”。同樣,美國城市思想家簡·雅各布斯說:“城市是有序復雜問題”。她批評那些由精英脫離了公眾而制定的城市規劃“就像所有的烏托邦計劃一樣,任何重要計劃的權力只屬于手握重權的規劃者”。那是“一個家長式的政治和經濟社會”、“一筆勾銷了大都市復雜的、互相關聯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
曇華林正在顯示出一個多功能、全方位、富有藝術氣質的完整城市街區,人們看待她的眼光也從單純的“歷史街區”、“文化產業園區”,回歸到一個有完整生命和健全人格的城市社會,曇華林正在“復興”。
你看,曇華林小學的學生課余做小導游,他們向全區中小學生發出倡議,做了解武昌熱愛武昌的武昌人。正象《威尼斯憲章》所倡議的那樣:“必須促使各年齡組的人理解歷史性城市和區域的價值,并使居民都來保護它們”。
你看,“牽手曇華林”、“曇華林藝術節”開始了,由文旅公司和民間藝術機構和資深音樂人聯合創意發起。“生命在于運動、旅游在于活動”,旅游活動為曇華林注入了城市動感韻律。
你看,經過政府部門的穿針引線,曇華林出現了藝術家跨界的橫向聯合:音樂、藝術、表演、學院、民間、國內、國際……各種不同門類的藝術家、創業者聚首一處頭腦風暴、互相砥勵,開始形成有影響力的文化前衛聯盟。特別是他們當中,有連續10年創辦武漢“愛與和平”音樂節的民間藝術活動家,有率領湖北畫家走向威尼斯雙年展的文化企業家,他們不是財政包攬的大院大所,卻站在了武漢文化藝術走向世界的主戰場。
你看,曇華林的藝術家們開始聯絡大專院校,曇華林要走進校園,走向社區,去喚醒對文化藝術的消費需求。今天,曇華林這個有限的“place”已經培育出廣大的“space”,她已經成為武漢大學生的審美課堂、武漢眾多“文青”們的公共領地。有一天,漢繡大師肖蘭在她的工作室隨機邀請了7位大學生,向他們介紹漢繡并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7位大學生在武昌上大學期間聽過音樂會、看過畫展、看過話劇的都不超過2個人。我們的大學城已經越來越象一個就業集訓地,審美教育的貧乏與武漢所擁有的藝術資源形成嚴重的反差。為什么長江上架設了越來越多的橋,但質量都難比長江一橋?為什么漢口崛起了眾多的金融大廈,但藝術感都遜于江漢路的老銀行?為什么兩平方公里的租界區可以贏得“大漢口”之名,而百倍的建設面積為武漢換來的是“大縣城”的戲稱?沒有了審美便沒有高標準的追求。近年來文化產業成為各地政府產業政策的重要支持方向。但如果依然專注于支持企業擴張文化產能,而不重文化的消費力,今天新增的GDP可憐不說,武漢將又一次失去文化大發展的機會。審美能力決定了未來文化的消費力。消費力才會拉動文化的生產力和創新力。
你看,武昌區作出了一個讓所有的先進理念落地的體制安排:區里成立了文旅公司,公司負責人兼任街道辦事處主任。這樣一來優秀歷史建筑的保護與活化、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的發展、社區營建與公眾參與就都在一個“塊塊”內理順了。武昌區支持舉行設計雙年展、申報省級文化園區,從主體到理念都在發生本質的變化:與當地中小學校本教育結合,歷史名街保護已突破了單純的產業思維;與長江人藝發起“蓋章行動”、由民間的藝術聯盟發起“曇華林藝術節”,名街保護發展超越單純的政府行為;停車整治引入公眾參與,把一個社區兼景區的管理工作變成了居民自律、社區自治的實踐。在曇華林,有200多志愿者,他們中年齡最大的有80多歲,他們為游客指路,提示勸導,景區和社區完全融為一體。
未來,曇華林的研究將會深入開展,歷史建筑的“活化”將在體制上日益完備,專家委員會、基金會、促進會、跨界的藝術聯盟和相關的章程都將漸次配置,政府出臺的文化政策將不僅面對生產、更要面對消費。發端于歐洲國家的可逆性歷史街區保護方式“都市72小時”很可能會在曇華林上演。曇華林會以她的成長告訴人們,歷史街區的復興不是一個單純的項目,她是一個系統的社會重建。她跨越了歷史街區和歷史建筑保護利用,跨越了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產業發展,提升到一個城市街區的全面復興:不斷深入的歷史研究、優秀歷史建筑的“活化”、全方位的城市功能發育、“政府規劃森林,民間生長樹木”的模式、文化藝術跨界聯合對大武漢文化審美的喚醒,不僅讓曇華林生機重現,而且讓大武漢恢復她應有的文化影響力。
今年——2014年,正是《威尼斯憲章》——“關于文物建筑和歷史地段的國際議會(ICOMOS)”的一項保護歷史性城市和地區的國際憲章發布整整50年,本文謹以保護“人類集體記憶”的榮譽,向所有熱愛曇華林、保護曇華林、建設曇華林的人們致敬。
(本文作者: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資深研究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