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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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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浙江電視臺報道：最近一則城管與小販互跪的圖片引發熱議，照片中的小販是一位七十多歲的大媽。當天，大媽正在沿街售賣蔬菜，遇到城管前來執法。就在城管動員大媽離開時，老人家突然朝著城管跪下，隨后一名城管隊員也跪了下來，最后在城管的勸說下，老太太被扶了起來……
事后記者采訪了大連市旅順口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工作人員，而這位拒絕采訪又受訪的工作人員最后的擔憂是：是不是以后再遇到這種情況，還要下跪？城管與小販互跪，并非“新聞”，而逐漸形成一種司空見慣的販管“互動”。基于此，城管與小販之間的互跪，當然是一種不折不扣的人性化執法的進步。對于小販來說，下跪之后，引來對方的跪對平視，是一種人性化的渴望。對于城管來說，是一種“屈尊”下跪，更是一種人性化關照。如此來說，城管與小販的互跪，豈不正是一種人性化執法人性化管理的進步？
然而，進一步發生的互跪普遍化問題又如何了得？小販被逐，無奈之下跪對城管，城管有口難辯，拉又不是，攆又不是，暴力執法更不是，那又如何面對這種越來越多的下跪乞求？法制的要義是公平正義，下跪的要義是人格人性的貴賤有別權利不公。法制民主，又如何容得下下跪與對跪？如果下跪解決得了小販自由買賣的權利，那下跪豈不就成了小販對付城管的利器？如果對跪能得到小販的理解并乖乖收攏貨物淡出城區，對跪豈不又成了城管的利器？于是乎下跪與對跪，則成了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矛盾潤滑油，問題消解劑，天下豈不太平無事了？
假設重演下跪成了常態，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真正核心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而只會將矛盾越積越多。小販的買賣無處售賣，城管的轄區非常“干凈”，問題的一面很光鮮，而另一面則是一團糟。即便下跪成了常態又能怎么樣？
電視新聞采訪周圍目擊大媽，大媽復原了事件發生時原始場景：下跪大媽說，我吃這碗飯的，你看我怎么弄？然后是“我給你跪下了”。小城管說，我也是吃這碗飯的，我也不容易，你要是在這兒賣，不影響我的工作了嗎？國人最看重的，應當就是各自的飯碗。賣菜大媽的飯碗是種菜然后賣菜，是實體經濟，城管的飯碗是通過管理城區管理小販獲得工資養活自己。小販下跪，說白了是保自己的飯碗，城管對跪，也是在保自己的飯碗，不過這個飯碗并非實體經濟而是管理經濟執法經濟。相比而言，誰更不容易？小販不跪的唯一結局是被沒收蔬菜逐出城區，而城管不跪對于執法來說并無任何影響。執法者面前，下跪只是弱者的人性稻草，至于能不能法外開恩，至多只是一種虛妄之想。
受訪的另一位市民道出了實情，之所以城管今天攆賣菜大媽，是因為今天檢查，不讓擺。“檢查”是怎么回事，盡人皆知，領導要視察，要先進行檢查，逢上級要檢查，城管先要檢查。檢查不過是城管執法一陣風，一陣風過后，即便作為管理者的城管來說，對于沿街零賣蔬菜水果的進城小販，寧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執法者執法，也就成了一根官樣的彈簧。那么，這根彈簧，為什么不能向小販傾斜傾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