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改革大幕開啟的背景下,各地重點高校通過擴大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實施農村學生專項自主招生等政策向“寒門學子”傾斜,成效明顯且獲得各界好評。但實施中衍生出的一些問題還有待破解。海南一貧困縣高中老師反映,越來越多縣城領導不再送子女到省城讀書,而是送往貧困縣高中就讀,與農村孩子爭奪政策照顧機會。(9月16日《京華時報》)
應該來說,“寒門難出貴子”是經濟與教育雙重失衡的產物。那么,針對農村貧困地區制定的定向招生專項計劃,是短期難以改變農村孩子競爭力弱語境下,從技術上的保護手段,用外力打通弱勢上升的“梗阻”。雖然這不是治本之策,卻是眼下立竿見影的管用之計。今年重點大學招收農村學生增長11.4%,而按照鮮近出臺的高考改革方案,在未來農村學生占生源的比例將逐步達到20%,這無疑讓教育公平更值得期待。
而與此同時,政策的導向所具有的福利特征,如同高考加分一樣,很容易成為尋租的新領域。此外,貧困地區的定向界定,還只是模糊的概念,貧困地區也有城鄉差別,專項招生計劃所覆蓋的對象,除了客觀上成績要滿足基本條件之外,還有經濟條件、戶籍性質、家庭出身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如果規則做得不細致,很有可能漏洞百出,使得本為解決寒門學子接受優質教育的權利救濟,變成了其他人恃強分肥的福利。
如報道中貧困縣高中老師反映,“官二代”被送往貧困縣高中就讀,只要不違背教育的政策,事實上這是他們合法的權利。再進一步講,如果將定向招生僅僅限于區域,這些“官二代”盡管出身公務員家庭,只要他們高考成績足夠好,就沒有理由將他們排除在合法的規則之外。類似還有那些商人的孩子,也能夠通過高考遷移的方式,來選擇政策的照顧。
當然,在政策利好的另一面,還有權富翻越限定壁壘的可能。譬如,如果限定定向招生的對象為貧困地區農村戶籍的,一些官員利用影響力將子女改回農村戶口并非難事。此外,原本一些在外經商有實力原戶籍在農村的群體,也可以通過遷回戶籍的方式來越過壁壘。
顯然,增加農村定向招生比例的同時,還需要扎牢公平的樊籬。首先是政策的剛性公平,即盡可能細化定向招生的基本條件,如戶籍的限制包括學生本人及父母的戶籍,父母職業的限制等等,固化政策照顧的門檻;其次要強化造假違規的法規成本,有效阻擊權富的侵蝕;第三要解決到貧困地區教育均衡的問題,避免出現超級中學現象,縮水政策的覆蓋面;第四要增強招生的透明度,定向招生政策、招生過程序公開公示制度化;第五是強化高校在農村定向招生的自主權,并加強監督,在規則范圍用更自主的選擇,賦予公平更大的人性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