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危機暴露的是問題，一場全球危機至少暴露了主要大國之間的問題。在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現任耶魯大學全球事務與管理學院高級研究員的史蒂芬·羅奇看來，2008年爆發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就將中美之間相互依賴的失衡問題暴露殆盡，中美兩國現在的經濟關系就像是一種相互間過度依賴的“婚姻關系”，這種關系將給雙方帶來問題和摩擦并導致令人擔心的結果；那么，后經濟危機時代，主題也自然就是中美之間的再平衡，即中美雙方應該建立起一種建設性的互相依賴的關系，雙方不過度依賴對方，各自保持身份獨立并在這種關系中滿足各自的需求，實現互利共贏，并將其命名為“共同依賴”。
在新著《失衡：后經濟危機時代的再平衡》中，史蒂芬·羅奇認為，中美之間現在拉鋸關系，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從美國的外部需求考慮，制定了強有力的出口導向型增長策略；美國親睞中國的廉價商品、儲蓄盈余，并且需要中國購買美國國債以彌補其財政赤字。隨之而來的失衡，一方面是中國直接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需求、環境的退化、令人窒息的污染、儲蓄泛濫、巨大的經常賬戶盈余，而中國的消費者仍在局外旁觀；另一方面是美國過度的個人消費，國內儲蓄總量的空前短缺與經常賬戶的赤字。于是，摩擦不斷升級，并對造成的各自經濟災難相互指責。
相互依賴關系之間固有的不穩定性，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惡化。美國始終堅持著為了增長而增長的思想導向，不得不嚴重依賴資產和信貸危機泡沫維持虛假繁榮；中國利用美國的增長作為自身發展策略的支持，認為美國的增長是理所當然的。盡管中美雙方實際上都認識到了這一點，美國有了“再工業化”的政府戰略，中國則在2007年，由時任總理溫家寶首次指出了中美兩國經濟交流是不可持續的，確立了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目標。然而，路徑依賴讓再平衡之路蹣跚曲折，美國至今也只是口頭的“購買美國貨運動”和“促進制造業”，再工業化還缺乏微觀機理；中國也還在尋找新的出口空間。
在史蒂芬·羅奇看來，2013年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達到46%，首次超過第二產業44%的比重，這是中國通往再平衡道路上的關鍵里程碑。因此，他認為中國當前的增長放緩，不是由房地產泡沫危機爆發、債務密集型增長的去杠桿化、銀行業危機的陰影而帶來的意外事件，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由中國自覺轉向由服務密集型為導向的增長，并以此作為再平衡路線的發展核心的自然結果。而對美國來說，一個在經濟方面以“看不見的手”為金科玉律的國家，戰略不大可行，6年來幾乎沒有做成任何一件事情。更糟糕的日子可能還在后面，中國的消費崛起必然帶來儲蓄率降低，國際收支經常賬戶盈余也會減少，對美國國債以及其他美元基礎的資產的需求也必將隨之削減。
一方已開始通往明天的輕松、潔凈、綠色并可持續的經濟道路，另一方卻還沉浸在昨日的世界不愿自拔，但目的卻是共同的“再平衡”，復雜性導致的難度顯而易見。更重要的是，在歷史上的重大時刻，經濟力量的重新組合一直都與軍事力量轉變和地緣政治穩定有關。史蒂芬·羅奇在書中引用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的結論“大國的崛起和滅亡都折射出這樣的結構調整”，對中美間的再平衡表示了宿命的憂慮：“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衰退的國內經濟基礎所折射出的失衡，實際上十分符合肯尼迪筆下16世紀早期歐洲王朝的模式。”所以，他判斷：“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正在進入一個日趨不穩的階段。”
經濟力量的重新組合，必然帶來地區和世界領導權的轉移。但縱觀人類過去500年的歷史，成功的轉移基本上都發生在“領導者—利益相關者”之間，而“霸權—競爭者”之間的博弈往往以競爭者的落敗告終。而且，世界領導權的轉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約瑟夫·奈就曾提醒：“羅馬在從權勢巔峰跌落后，仍能保持其支配地位達300年之久。”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史蒂芬·羅奇在《失衡：后經濟危機時代的再平衡》中，認為盡管中美最終尋求的都是避免走向“預言自證式沖突”，但美國的基調是“合作性平衡”，中國的基調則是“新型大國關系”，無論如何，這都需要高超的平衡術和極強的自我克制。
經濟失衡并非只發生在中美之間，史蒂芬·羅奇認為實質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產膨脹型過度消費模式”和“以中國為代表的過剩生產型增長模式”導致的全球經濟失衡。處于不健康的相互依賴關系，伙伴之間都傾向于讓對方為自己造成的問題負責，在彼此將責任推向對方的同時，也都必然為了尋求支撐這一失衡體系而抱團取暖。美國是試圖建立環大西洋的TTIP和環太平洋的TPP布局；中國則是尋求“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突破。他在書中認為：“如果中國和美國能夠商定一個基于規則的市場準入框架，就將為更廣闊的貿易自由化奠定基礎”，因此，“美國把中國排除在TPP以外將是一個錯誤”。
中美再平衡已不可避免，但問題是再平衡將走向何方？央行行長周小川曾經分析了中美再平衡的六種情景：美國家庭儲蓄和總儲蓄率上升，中國居民消費也在上升，全球不平衡得到校正；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不需要那么多中國出口產品，中國將更顯產能過剩，進入低增長階段；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中國居民消費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夠，同時城鎮化投資增加，過剩儲蓄下降；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同時中國通過“走出去”投資，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部分產能；美國總儲蓄率提高并不順利，而中國調整較為順利，部分產能轉移出去；大家的調整都不成功，國際經濟不平衡格局還持續，貿易保護主義會越來越嚴重。
如何實現中美兩國長期穩定的共存與發展是21世紀所面臨的關鍵問題。作為美國人的史蒂芬·羅奇，在《失衡：后經濟危機時代的再平衡》中，看似對中國給予了不少贊揚，對美國發出了強烈批評。“再平衡”確實有助于我們從另一視角去理解中美經濟關系的重要性和復雜性，但我們且不可被“糖衣炮彈”迷惑。如果將2008年金融危機的本質歸結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我們就需要對史蒂芬·羅奇的立論基礎多加幾個問號。但有一點毋庸置疑，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全球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必須建立在制度創新或技術創新的基礎上。那么，中國的再平衡之路，至少還有史蒂芬·羅奇之外更廣闊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