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在北京國際城市論壇上出現了一件讓人深思的事情,在當日評選出的“最有價值中國城市”中,除深圳之外,沒有一個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工業城市,而在改革開放頭30年風光無限的百強縣百強鎮更是無一上榜。我們在經濟取得高速發展之余不得不面對一個無奈的現實:雖然我們的百強縣、百強鎮有實力、有活力,但卻沒有魅力。快速的工業化與滯后的城市化形成巨大的張力,在社會發展中形成二元鴻溝,在城鄉形態上造成大量“半城市化”地帶。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目前中國的谷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茶葉、水果等主要農產品產量世界第一,鋼鐵、煤炭、水泥、化肥、棉布等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世界第一。但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與代價。雖然中國的城市化在2010年已經達到46.69%,但與城市戶籍口徑依然有12個百分點的落差。也就是說,數以億計的中國人背井離鄉走進城市,但卻依然沒有被城市接納,處于候鳥式的生活工作狀態。
隨之產生的困惑在于:為什么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人民的幸福指數并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提升?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的中國,并沒有得到世界的悅納?現實的解釋可能在于,城市化長期滯于后工業化,城鄉二元結構沒有被完全打破。深層次的憂患可能還在于,加速城市化可能使中國人在流動轉型中面臨失去“家”的危險。毋須多言,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還是以人為本,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但事實告訴我們,經濟增長雖為基礎和條件,但并不必然實現美好的愿景。當發展失去了精神的走向,未必會給人民帶來幸福,未必會給世界帶來福音。
曾幾何時,中國以47%的城市化率步入加速城市化的中期階段,從世界經驗來看,時至今日,城市化已經再無退路。未來農村人口還將繼續向城市地帶轉移。所不同的僅僅是當加速階段結束的時候,我們得到的是一個如北歐那樣的城鄉經濟共同發展、生態環境得到保護、社會健康和諧的城市化,還是如拉美那樣勞動力集中到城市卻大量失業、人口集中到城市卻居住在貧民窟、或者像法國巴黎那樣在郊區地帶聚集大量失業人群而暴亂頻發?中國,當其城市化高歌猛進之時已經出現了大城市過度擁擠、鄉村凋敝、工業區的“半城市化”這三極困境。可以說這是三種“城市化病”。
大城市爆棚
北京、上海等一線大城市呈爆棚之勢。人口聚集近兩千萬,城市向四周不斷蔓延。盡管地鐵的快速建設已經成網,但機動車數量的不斷增加造成巨大的交通壓力。北京2010年中秋前一天曾因一場小雨出現140條道路同時擁堵的“壯觀”景象,上班族每天要將兩三個小時甚至三四個小時消耗在路途上。大量集中人口產生的對住房的剛性需求也使大城市的房價水漲船高、居高不下。更有成千上萬剛剛走出校園的畢業生,流連和徘徊在大城市的城鄉結合部,形成規模龐大的“蟻族”。與此同時,更多的年輕人在逃離大城市。
鄉村凋敝
在大城市“爆棚”的同時,中國的許多農村則是一派相反的景象:大量青壯勞動力外流使得鄉村凋敝,空心村、空殼村、寡婦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鄉村社會面臨巨大危機。據不完全統計,今天中國在城市有2億流動人口,在鄉村有4700萬留守老人,有不少于3000萬的留守兒童,鄉村的“386199”(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部隊已使傳統鄉村社會面臨解體的危機。
工業城鎮的“半城市化”
在大城市與農村之間則產生了大量各種類型的“工業地帶”。這類地方是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工業化的發動機,或者在原有城市的郊區以特殊政策劃出封閉管理的經開區、高新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或者在遠離大都市的縣城和農村鄉鎮,通過市場神奇之手,無中生有地創造出市場經濟的“一鎮一品”,服裝批發、箱包生產、小五金、小商品、家電、鞋帽、汽車配件……在展示了中國農民頑強的生命力、打拼精神,和聰明才智的同時,這些工業地帶也漸漸地顯出其共同的“病癥”:主要表現為產業升級乏力,勞工“原子化”的生存方式,缺少與本地社會有效的交流,地區的綜合競爭力和吸引力逐步弱化,2010年上半年發生的富士康悲劇已將這種“半城市化”地帶可怕后果展現無余。
改革開放三十年,江浙、福建、廣東等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在工業化的道路上率先發力,一舉成為先富起來的百強縣和工業重鎮。如果僅從經濟指標方面衡量,江蘇的昆山,浙江的溫州、臺州,福建的泉州等無疑都是中國縣域經濟的模范和榜樣,成為各地努力學習和奮力追趕的目標。但這些地方又何嘗不是面臨與順德同樣的尷尬。鄉村工業化地區嚴重滯后的城市化對產業發展的制約效應越來越明顯,本地企業外遷,人才外流等情況越發嚴重。隨著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中心城市功能的不斷完善和輻射能力的進一步增強,其對資金、技術、產業、信息的匯聚作用將得到更大的體現,剛剛畢業走出校門的年輕人甘當“蟻族”也要“蝸居”在大城市,這些對于工業見長的省份地區究竟意味著什么?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城市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福建調研時聽說過一個故事,泉州一家本地企業因為發展需要將部分機構遷到廈門,他們以廈門公司的名義招聘了一名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女性高級管理人員。為了能留住這名高管,公司盡量含糊工作地點,但在從機場往泉州的路上,這名女海歸知道了未來的工作地點將在一個鎮上,她當即打道回府。在與該公司老總的電話里,女海歸說,“我還想嫁人呢”。企業負責人有些無奈地說,“這怪不得別人,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不可否認,百強縣(鎮)不僅對國家經濟發展做出了自身獨特的貢獻,而且也為當地民營企業的起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土壤。但隨著民營企業的做大做強,百強縣所能提供的支持已經開始捉襟見肘。一方面,本地工業發展用地越來越少,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難以在本地完成;另一方面,百強縣雖然經濟總量大,但并沒有形成與之體量相協調的城市服務功能,無法吸引企業所需的中高級技術和管理人才。雖然百強縣(鎮)的經濟指標例如GDP讓很多人嘆為觀止,但只要對其三次產業的結構稍加分析,就會發現輝煌背后的失衡。我們選取了2009年順德、南海、東莞、昆山、樂清、長沙等東部和中部百強縣(鎮),通過比較他們的三次產業比發現,除了東莞第三產業增加值(1976.5億元)略高于第二產業增加值(1771.77億元)外,其他百強縣均是二產獨大,所謂百強縣更多的是指高度工業化的地區,而不是功能完善、對高端人才擁有吸引力的城市。
但是,有多少開發區、工業鎮在反思腳下正在走著的路?
誰是珠三角的“新澤西”?
美國的新澤西州,北有紐約、南有費城兩個大都會。處在廣州和香港之間的珠三角中部地帶的東莞、順德、中山等地,從地理格局看,與美國的新澤西非常相似。新澤西城市發展的特點是:1、曾為第二產業為主的工業地帶;2、沒有中心城市,而是由大量小城市結成的城市網絡;3、在紐約和費城擴張膨脹的時候,出現了接受輻射的機遇,最直接的就是成為紐約和費城的“臥城”。如今的番禺已經出現了大量的樓盤,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廣州的“臥城”。不過,新澤西的特別之處還在于它同時已經成為“研發之州”、“教育之州”,當年的重化工業集聚地,如今的“花園之州”。
新澤西的經驗在于利用獨特的區位條件,在兩大都市的“合圍”中重新樹立了城市定位和城市理想,采取積極有效的策略,成功實現了區域的轉型提升。
誰是珠三角的“巴黎郊區”?
發生于2005年的法國巴黎郊區騷亂,看似一起由偶然事件引發的群體事件,但卻有著極其深刻的社會文化原因。大量北非和穆斯林的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長期居住在巴黎的郊區地帶,長期徘徊在主流社會的邊緣,無法獲得應有的認同和接納。巴黎郊區也因此成為大量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滋生地和蔓延地。作為“世界工廠”的珠三角地區,聚集了成千上萬從全國各地奔赴而來的打工者,他們付出了勞動和青春,但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市民待遇。今后的珠三角還可能是無數打工者的向往地,但與第一代打工者相比,他們的子女已經基本喪失了返回鄉村生活勞作的社會條件和基本心態,他們中的很多人將繼續留在這里,我們對此是否有足夠的認識和考慮呢?如果對可能發生的城市化浪潮缺乏未雨綢繆的判斷,那么暫常比普遍失調的大量珠三角工業地帶就可能成為珠三角的“巴黎郊區”,那里將成為制約珠三角地區整體發展的短板,不同群體、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沖突就集中在這里。順德會不會遇到這樣經濟社會生態的危機呢?
破題的關鍵
中國人口和資源的基本稟賦決定了中國城市化的趨勢不可逆轉,要爭取一個好的城市化的關鍵,一是勞動力的充分就業,二是有吸引力的宜居城市。造成“三極困境”的核心是新興產業的就業崗位和高品質的城市生活都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超大城市之中。中國城市化破解“三極困境”的著力點在哪里?顯然,“北上廣”等超大城市已經在此前盡其吸納人口之所能,而廣大遠離都市的鄉村,當其田園風光配以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之時,在未來會是吸引眾多城市居民居住的理想家園;但是從當下到今后的30年里,中國城市化的著眼點,首先應當是形形色色的工業區,是那些已經以工業化聚集了大量人口,但還處在公共設施不足、空間環境無趣、缺少城市認同的“半城市化地帶”。把這成千上萬的經開區、高新區、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把全國的百強縣、百強鎮通過產業升級、城市升級建設成為多功能、綜合型、有魅力可持續的中小城市,為背井離鄉的中國人營造成千上萬新的家園,這不就是未來30年的中國夢么?
廣東處在十字路口,中國處在十字路口,是壯士斷臂勇敢轉向,還是憑慣性在原有的路上繼續輕車熟路,關系到未來與長遠。現在,中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上已經走了30年,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跑得更快的已不再具有先進性。全國榜上有名的百強縣百強鎮,都僅僅是經濟的發動機而非宜居的城市,說明單純工業化的路已經走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此刻,誰能夠反思這30年巨大成績背后的問題,看到單純工業化的不可持續性,下決心改弦更張,走出一條再城市化、或者叫二次城市化、或者新型城市化之路,把一個個工業重鎮建設成為有魅力可持續的小城小鎮,讓大城市中的蟻族們有一個可以樂業安居的家,讓那些受到新技術和服務業訓練的新生代的農民工有一個用武之地,讓大城市從擁擠中解脫出來,讓中國這個世界工廠通過千百個充滿魅力的小城扮演世界的設計室、辦公室,誰就是這個轉型期的領跑者。
無論從未來的區域格局關系還是從城市化發展的一般趨勢看,在改革開放第一個30年中,通過銳意改革和艱苦拼搏迅速完成工業化進程的順德正面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雙重考驗。順德需要及時調整戰略方向,對可能出現的契機和問題有更為清晰和準確的把握,需要明確在珠三角一體化、廣佛同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背景下,下一個30年的發展目標和城市理想。(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