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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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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巴西而言，城市化進程并沒有帶給失地農民更好的生活，相反某種程度地加重了貧民窟的形成。根據聯合國人居署的界定，非法占用私人或是公共土地，建設無序，且缺乏生活服務設施，住戶家庭達到50戶的，被稱之為貧民窟。形成貧民窟的原因固然的多種多樣，而其根本原因是來自于土地的私有化。
首先，私有制造成農村土地被大量兼并，全國大部分良田掌握在大莊園主手里，其規模最大的可以達到幾萬、十幾萬公頃。在一個個超級農場主誕生的同時，也意味著無數個中小農戶的破產。失去耕地的農民在生存的壓力之下，選擇了向城市流動，而這樣的流動又是單向的，因為他們再也無法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其次，城市化過程中就業機會嚴重不足，非正規部門充當了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這與上世紀60—70年代巴西工業化的戰略選擇有很大關系。這一階段，巴西把工業重點轉向資本、技術密集的部門，服裝、制鞋等傳統產業又在國際上失去競爭力，難以拓展就業，勞動力大量進入第三產業中的傳統服務業和非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一般指家庭服務、在5人以下微型企業工作及從事個體經營等，沒有簽定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障，得不到法律保護的就業。1985—1997年非正規就業增加了97％，正規就業僅增加6％。非正規部門就業已經占總就業人員的近50％，雖然是一個重要的“排氣閥門”，起著緩解社會沖突的作用，然而工資一般只相當于正規部門人員工資的一半，多數屬于低收入群體。另外有大量勞力失業。城市公開失業率由1990年的4．5％上升到近年的8－11％，有的統計稱為17％。失業、就業不足、就業質量差，是造成城市貧困人口長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第三，城市規劃、建房用地、基礎設施、社區發展沒有考慮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城市貧民窟80％人口收入在最低工資標準以下，他們很難在城市獲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農村，于是就非法強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頭、城鄉結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簡陋住房，搞違章建筑。適應其住房需要，貧民窟的房地產商及非法交易的黑市由此發展起來。
第四，公共政策不夠完善。如巴西的稅收體制是根據各州工資標準確定稅收，按稅收貢獻向各地返回，使地區差距拉大。再如，國家教育開支向中、高等教育過度傾斜，初等教育相對萎縮，在中等教育階段重視普通教育和人文學科教育，而輕視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和師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階層子女受教育和就業狀況。由于貧民窟始終游離于社會正常管理之外，久而久之，不僅在社會階層間感情上容易加深隔閡，導致社會關系緊張，而且很容易給犯罪活動以可乘之機。圣保羅的貧民窟成為該城市尖銳社會矛盾的縮影，它代表了這個城市的不平等、社會性排外和根深蒂固的空間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