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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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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問及從世界各國城鎮化過程中應該吸取什么教訓時，原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指出，拉美、非洲等國城市化的歷史教訓已證實：沒有小城鎮作為“攔水壩”，人口的洪流就會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沒有小城鎮提供的就地城鎮化，農民進入城市就易引發“貧民窟病”……（6月17日《中國經濟周刊》）
其實，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憑該報道的新聞標題所說的那句“農民進城易引發貧民窟病”，就批評當事者不主張農民進城，因為人家只是說農民進城會誘發貧民窟問題，并沒有表態說限制人口的自由遷徙流動，而根據目前大量的研究事實也表明，在城市貧困和居住權缺乏保障的前提下，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遷徙，確實是導致城市貧民窟的一大肇因。所以，說農民進入城市就易引發“貧民窟病”，最起碼在當下中國城市沒有消除城市貧困和切實保障居住權的情況下，并沒有錯。
通常情況下，人們往往將貧民窟視為罪惡的根源，于是乎千方百計地想消滅它。不得不說的是，解決貧民窟問題當然很需要，畢竟讓每個人都生活的幸福，才是整個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可問題就在于，如何認識貧民窟現象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才更值得我們考究，因為倘若將其視為城市化過程當中的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勢必會造成一種意識錯位，那么在接下來的貧民窟治理過程當中，也就直接影響著決策的科學性。
其實在西方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早期，也曾出現過大量的貧民窟，雖經過長期的治理，有所減少，卻從來沒有消失，而拉美國家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同樣出現過大量的貧民窟。追溯城市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洞見的一個事實是，貧民窟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社會現象，它似乎伴隨著城市而生與城市而長。只要進行城市化，貧民窟是不可避免要出現的現象，因而是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必經的不可跨越的發展階段。
而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走的應該是一條“去貧民窟”的道路，這在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城鄉隔離的二元經濟體制，農民和農村的利益長期受損，由此付出的代價可能比取得的成績更多。試問當我們看到一個個繁榮的城市之后，再看到鄉村的敗落，以及農民過著連拉美貧民窟都不如的生活的時候，又情何以堪呢？這邊廂是繁華的城市，那邊廂是凋敝的農村，這樣一個強烈的反差，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當中，誰能說是合理的呢？
基于此，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城市化過程當中的貧民窟問題，是無可避免的，硬性的回避實際上是在違背城市發展規律，必然會使我們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假如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沒有出現大量的貧民窟，或許非但沒有比出現大量貧民窟好，反而會更加糟糕。而研究也證明，認為貧民窟是萬惡之源也是不正確的，因為作為城市邊緣的外來人口，雖然在城里處于社會下層，但處境也比農村強，從這個層面上講，貧民窟恰恰是政治穩定的緩沖器。
記得有學者曾經說過：“有貧民區的城市，并不就會比其他城市矮一頭，反而體現了對農民工等城市貧民生活的尊重、包容乃至接納。”從這一點上來說，大可不必認為貧民窟在城市化過程當中是多么的不正常，問題固然需要解決，卻需要擺正對其本身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