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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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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消費者信心調查”顯示，2014年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103.1，比上月高2.0點；近年來，農民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持續上漲，這表示他們錢掙的越多花的越多；相反，近年來城鎮居民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于是，有人認為“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敢花錢”。（《中國經濟周刊》4月9日）
花錢多少與花錢意愿，實際上是兩回事。假設一個農民掙一千元一個月，柴米油鹽、人情往來等各種開支，恐怕也要花去大半，這不是他想花，而是生存成本使然；但一個富翁月收入百萬元，就算生活奢侈點，其基本開支也只是所掙財富的零頭。
不妨看看最新兩個數據：一是國家統計局1月2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3％。二是，2013年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而基尼系數在0.3至0.4之間，才表示收入差距相對合理。在承認中國農民日子更好過的前提下，這還是說明了幾個老問題：城鄉收入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即使在“比上年實際增長9.3%”的情況下，2013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也僅有8896元，而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則為26955元。農民收入在起點不高的情況下，增速也不是特別嚇人。何況，2014年2月7日，國務院才決定在已基本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全覆蓋的基礎上，依法將這兩項制度合并實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農村社保尚在“升級進行時”，農民何以成了“人傻錢多”？
如實看待中國農村的發展、理性認識中國農民的收入問題，在當下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一方面，農民仍是中國發展中急需關注的階層。初次分配領域，比如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等，還存在諸多扭曲和制度障礙，深化改革責無旁貸。譬如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69億人，人社部稱“農民工收入已經占到農民人均收入的50%”。遺憾的是，《工資條例》從2007年就開始醞釀，經過多次調研，眾多專家參與起草、修改后形成草案，但因涉及各方利益，最終沒有出臺。凡此種種，都從根本上影響著農民究竟是真的敢花錢，還是“被敢花錢”。
另一方面，再分配一直是制度設計的短板。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2013年報告》中稱：2011年年收入在一萬元以下的低收入者，人均醫藥費報銷額只有73元，而年收入在30萬元~100萬元和1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人均報銷額為1545元和1308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久前發布題為《財政政策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報告，也建議發展中國家通過提高貧困人群養老金、改善低收入家庭醫療和教育福利，以及降低個稅點、適時提高房產稅來縮小收入分配不平等。社會保障等兜底政策若不能進一步健全與完善，農村居民怎么可能敢于花錢？
“有恒產者有恒心。”如果收入不高、預期不高、保障有限，反而還很闊氣地花錢，要么是這些錢都花在生存資料的消費上了，遠不是發展與享受資料的消費；要么是花錢的人瘋了。起碼就眼下而言，農民增收，仍是三農工作、轉型發展的重中之重。對“中國農民更敢花錢”這樣的結論，不該太過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