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老人免費乘坐出租車,是再發達的國家也未曾有過的社會福利。快的只是一家賺取利潤的商業公司,緣何要制造這樣一個噱頭?
2月的最后一天,打車軟件公司快的宣布關愛老人計劃,將在北京試點包下5輛車,安裝一部400電話,50歲以上的老人有出行需求可以免費接送。試點順利的話,快的還將在上海、杭州、廣州等城市推廣。
消息一出,質疑的聲音緊隨而來。道理明擺著,北京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50歲以上的人有數百萬之多。以北京之大,人口之多,區區5輛關愛老人的出租車,顯然杯水車薪。而且,讓老人免費乘坐出租車,是再發達的國家也未曾有過的社會福利。快的只是一家賺取利潤的商業公司,緣何要制造這樣一個噱頭?
快的此舉,系不得已而為之。快的和嘀嘀等打車軟件上線以來,非議不斷。非議之一便是,不使用打車軟件、對APP缺少了解的人群,豈非打車越來越難?即使是快的所有者馬云,也曾發出母親“打車難”的慨嘆。
可是,“打車難”,能怪打車軟件嗎?
我第一次打車,是在上世紀90年代讀高中時期,父親付了15元車費。彼時,父親月工資400元左右。如果再倒退10年,他的月工資只有區區62元,根本沒有經濟能力打車。
現在,中國內地人均GDP逼近6800美元,一線城市的收入更高,打得起車的人群非常龐大。出租車行業壟斷亂象存在多年,面對不斷上漲的需求,職能部門卻鮮有放開市場的政策出臺。通常,所謂的出租車新政,只是簡單提價了之。新政寄望于車費上漲之后,部分人群被擠出打車市場,打車難自然緩解。
孰料,這種短期辦法,從去年春夏之交開始,遭遇了打車軟件的阻擊。和盤活存量的余額寶一樣,打車軟件降低了出租車的空駛率,無形中擴大了出租車的供給。同時,打車軟件公司補貼消費者和的哥的舉措,消解了車費上漲的擠出效應。在供需兩端都有上漲的情況下,“打車難”持續發酵。和之前矛頭更多指向出租車公司及政府不同,這一次,高調進入這一市場的打車軟件公司背上了黑鍋。換言之,板子拍錯了對象。
在供給端開放市場,并非打車軟件公司的權力。作為在市場上嗷嗷待哺的商業組織,除了制造公益的噱頭挽回名聲,又能有什么轍?真正有轍的,是肩負公共服務職能的政府。要想轍,首先就要斬斷部門利益。有臺灣朋友介紹說,每晚9點以后,臺北街頭很少再有出租車,人們出行全靠電召,且電召出行便宜。因為電召降低了空駛率,的哥愿意給消費者打折。
反觀大陸電召平臺,普遍對消費者加價,與打車軟件公司尊重市場規律的舉措背道而馳。不僅如此,最近,沿海某一線城市電召平臺還要“招安”打車軟件,其行政壟斷的部門利益可見一斑。如果不當管制的部門利益不除,開放市場自然又從何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