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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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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新浪轉摘了《 21世紀經濟報道》的一篇報道，講山東省長郭樹清參加山東政協會議經濟界、駐香港澳門組討論會時與其他委員的互動。這段報道文字很短，照抄如下：
“一位政協委員則提意見說，在中央出臺八項規定等清廉制度以后，公務員都不敢應邀出來吃飯、與企業家交流溝通了，這反而加大了很多項目的推動難度。郭樹清回應說，為什么不到他辦公室談呢？引起眾委員共鳴。”
是啊，為什么不到辦公室談項目呢？循著這個問題想下去，還真有點意思。
這位政協委員很可能是個企業界人士，“公務員都不敢應邀出來吃飯”，就是他的親身經歷。但是，郭省長似乎不覺得這位政協委員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問題——項目是公事，辦公室里談公事，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但是，如果企業主都到官員辦公室談項目，就不會有“酒杯一端，政策放寬，筷子一提，可以可以”之類的段子了。酒桌上談項目，是一種普遍現象，段子則是對這種現象的歸納、升華；段子的流行，說明現象已經上升為一種行為方式，一種文化或亞文化。所謂“亞文化”，就是現實中很流行但不宜公開宣揚的事情。一個社會亞文化越是發達，真正的文化就越是萎縮。
在酒桌上而不是辦公室談項目，區別在哪里？在氛圍。“項目”雖是公事，但沒有私人感情做潤滑劑，公事公辦，就很難辦通。辦公室這個環境，提示著官員的“公家人”身份，這種身份感，是一個無形的限制；但是，在酒桌邊一坐，身份就起了微妙的變化：亦公亦私，公中有私；“項目”也不僅僅是項目，還是一個凝聚私人感情的平臺，有了私人感情，項目的推進就變得容易了；除了談項目，還可以附帶談其他東西；官與商之間，就在觥籌交錯中結成了利益同盟。到了這個境界，附帶的東西就成了談話主題，項目倒成了附帶的東西。這種效果，在辦公室里很難取得，因為很多話在辦公室里不方便說。所以，當郭省長反問“為什么不到他辦公室談”時，提問的那位政協委員可能會覺得奇怪：到辦公室談項目行嗎？報道說，郭省長的問話“引起眾委員共鳴”——有那么樂觀嗎？引起一部分委員的共鳴是可能的，如果能引起所有委員尤其是來自私企的委員的共鳴，就不會有這段對話了。
“酒桌上談項目”，屬于初級階段，到會所里談項目，才是高級階段。會所里談項目，更私密，也更親密。近來，會所整治形成了一個高潮，這對吃喝風不啻是一記重拳，但是，這記重拳能不能把“談項目”逼回政府大樓的辦公室、會議室里去呢？如果不到酒樓、會所里談，又不愿到辦公室里談，還有什么地方適合“談項目”？從郭省長和政協委員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貫徹“八項規定”，不是少吃幾頓飯那么簡單，“八項規定”所面對的，是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亞文化。一種新文化要取代舊文化，不是那么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