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上午,中原工學院的近百名大學生接到通知,參與該校學生社團組織的一個“社會實踐”。讓他們沒想到的是,他們被帶到一處工地,分發了安全帽冒充農民工,在寒風中站了兩個多小時,迎接公司領導的視察。(12月21日《天府早報》)
當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成了扮演農民工迎接領導視察,這絕不僅僅是大學社團組織的墮落,而是其背后正有一根巨大的利益鏈條在綁架大學生并出賣他們的身心。
如果孤立地看待中原工學院近百名大學生被演員這件事,也許我們會覺得只是大家的一時被蒙蔽,只要提醒大學生們今后擦亮慧眼,不再輕易上當,并提醒相關部門及其學校認真處理好此事,給予大學生們一個應有的交代即可,但這樣的處置顯然不能取代更深層次追查和倒究。
我們的記憶還是新的。就在今年的10月中旬,有網絡傳言“貴陽貴航技工學院強迫2500名中學生偽裝成特警去非法強拆”,后經貴陽市政府調查證實,參與拆遷的2171名保安中確實“有學生837人”。而媒體調查的結果更是令人瞠目結舌,在這起事件中至少出現了四層轉包——政府將相關工作承包給當地保安公司,保安公司通知一個被有些學生稱之為“師兄”的人,他們大多是在校老師,“師兄”將招人信息告知王山等在校學生,王山等將兼職消息發在同學群里,負責招人。王山等人一般也會參加具體的“圍場”活動,“師兄”給他們150元的工資。“師兄”讓他們招學生時,給學生80元。王山等招人時一般提成20元。而隨著記者調查的深入,更多高校涉事逐漸顯露,更多活動都出現了大學生演員的現象。
看上去參加類似活動的學生也獲得了一定的報酬,但卻是被層層轉包和盤剝的,成了最大的犧牲者,不僅是被截取了報酬,而且誤導了他們對參加社會實踐的判斷,進而使其身心俱損。更為吊詭的是,無論類似事件再怎么“風生水起”,涉及的高校似乎成了旁觀者,在事情敗露出現嚴重的社會質疑后,這些學校往往又成了受害者,草草地回應自己不知情需要調查,而事實上這樣的利益鏈中的核心環節就是老師,學校豈有毫不知情之理?一方面高校日常制度的缺失,直接導致類似利益鏈的不斷形成和得以鞏固;另一方面高校過分強調社會實踐,卻又輕視社會實踐的監管,使得大學生們明知被出賣還是甘于被賣,某種程度上說,最終演變出大學生們無力反抗類似的“被賣活動”,甚至還甘于促成這樣的“交易”,成為社會的一個毒瘤,這是最為可怕的。
可見,要斬斷出賣大學生的這條利益鏈,不僅需要教育部門進一步規范學生們的社會實踐活動,更要對系統類的害群之馬給予嚴查重處。更為重要的還是我們的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要切實規范勞動力市場的秩序,對于類似搞欺詐行為的用人行為給予重罰,決不能等閑視之,而讓出賣大學生勞力成為一條巨大的利益鏈,破壞高等教育的成果和社會實踐的聲譽,傷害在校大學生的合法權益和誤導他們的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