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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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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社會各界就翹首以待，在對其充滿無限期望的同時做出預言：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的這次會議將制定出中國下一輪經濟改革的整體規劃，將啟動我國新一輪改革的大幕。
國內外媒體甚至將本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性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提并論，因為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掀起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村改革，這次根本性的變革讓中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驚人發展。35年后的今天，中國經濟改革已到關鍵時刻：中國經濟必須通過變革激發新的 活力，改革成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11月12日，為期4天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幕，通過了《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隨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對外發布，給出了清晰的改革思路。一時間，政界商界、媒體公眾都急切地對《公報》和《決定》進行著各種解讀。
中國新一輪改革的大幕已經拉開，改革的共識已經形成，改革的前景值得期待。有業內人士稱，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已經達到極限，中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石頭已經摸不著了”，必須設計更為可靠的橋梁，才能引導中國改革走向成功。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釋放了怎樣的信號？對于中國的未來和社會將產生哪些深遠的影響？在全球城市化大潮下，十八屆三中全會給我國的新型城鎮化繪制了怎樣的發展藍圖？將指引我國的城鎮化走向何方？
聚焦1：新一輪改革大幕高調開啟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所以備受關注，是因為它揭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長期目標和改革大方向，重申了中國領導集體深化改革的“進取立場”。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開始；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得中國的改革有了一個新的方向；本屆三中全會除了經濟體制改革外，全面的改革措施又推向社會體制改革，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將使改革力度具有歷史性的標桿作用。如今，新一輪改革的大幕已經高調開啟。
最具雄心的改革計劃
本屆三中全會通過后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十五大領域、60項具體改革任務，被認為是中國政府近年來最具雄心的改革計劃。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交了“非常好的改革總體設計和路線圖”。他在寄望改革的新突破時說：“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很重要的關頭，我們要重新啟動‘大改革’。這個改革所涉及的目標，比起上世紀90年代更大、更高。”在吳敬璉看來，中國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辦法已經走到盡頭，想要推進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就是通過改革，消除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和建立起能夠鼓勵
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
11月20日，在國新辦舉行的媒體吹風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就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有關內容進行解讀時說，《決定》共2萬多字，涉及16個方面，其中15個是改革領域，有60條，其中55條是重大改革任務，可見改革力度空前，一言以蔽之“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由于全文共60條，因此，他稱之為“全面改革60條”。
楊偉民指出，全面改革60條是一個綱領性文件，各項改革領域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還要陸續推進，“有些是比較明確的就可以直接操作，有些需要進一步制定具體的改革方案，如財稅改革，思路已經有了，但具體改革方案可能還需要一定時間。”
“改革設計推進有了指揮部”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被認為是《公報》的一大亮點，它讓很多人看了為之一振，同時也讓人充滿無限期待。
緣何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這是中央反復醞釀成立的，也是重要的制度安排。以往體制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制度安排由中央決定，主要由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這樣的部門領導和實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分析其必要性時指出，目前改革步入深水區，利益越發多元化，社會矛盾凸顯。但國家發改委主要推動的是經濟體制改革，難以協調社會體制等問題。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秘書長蔡義鴻說：“改革力度空前、思路清晰，很讓人期待！”他在強調自己特別看好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時說，“這將讓改革措施真正落地。這一次《決定》提出來推進改革有信心，有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我們要實現‘三性’，最重要的就是頂層設計。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將具權威性，可以將各方面的改革統籌起來全面推進。”
由于《公報》明確界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有四項主要職責，即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有媒體評價為“改革總體設計推進有了指揮部”。可以預見，通過該機構，能夠統一領導協調各個方面，通過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司法、國防等各個系統落實下去。
改革成敗關系到中國的未來
的確，激發新活力離不開政府角色轉變的頂層革新，尤其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場邊界。新一屆中國領導人已明確了市場化改革方向，簡政放權，更多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這是改革的關鍵。
十八屆三中全會讓人耳目一新的地方還體現在改革總目標的設置上，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政府自身改革哪些方面是當前最需要做的和最期待的？著名經濟學家辜勝阻稱：主要是簡政放權，政府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中介組織放權。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改革總方向和2020年階段性目標，突出了六位一體改革新內涵，強調了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目標的“決定性”成果，對土地使用制度提出新構想，對非公有制經濟地位作了新界定，社會建設等新提法都令人印象深刻。
不過，吳敬璉直言：“更關鍵的是將這些決定落到實處。”在他看來，中國新一輪改革將面臨兩方面的阻力：特殊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將給落實這些決定帶來一定阻礙；此外，舊體系向新體系的轉變過程中，由于部分環節配合不當，也可能出現困難。他說：“能不能落實這些決定，將決定中國未來的改革和發展。”
《決定》也指出，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這是《決定》中提到的文字，這充分表明了中央的改革決心！讓我們共同期待吧。
聚焦2：給農民一個全新的未來
農村強、農民富，則中國強、中國富。中國的農業需要一個全新的未來，中國的農民需要一個踏實的未來。為此，十八屆三中全會用了一個章節的篇幅來談“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明確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等，多數專家認為未來農村宅基地的轉讓和流通會加快，未來的農村和農業將會有一個新的未來。
“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對于農民來說，土地是他們的飯碗、命根子。對于一個國家發展來說，土地是國家的財富之源。本屆三中全會涉及農村土地改革的內容完全在人們的意料之中。
曾經有人問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如果把農村的地租出去之后可以得到土地的租金，你們愿意嗎？”得到的回答是：“不愿意，因為租金沒有保障，如果今年得到了租金，但是在下一年人家說賠本走人了，我們找誰要租金去。”于是繼續問：“如果將農村的地賣了，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筆錢，你們愿意嗎？”得到的回答是：“不愿意賣，因為賣地的錢不多，而且花完就沒有了。”在農民看來，租地和賣地對于他們的未來都沒有保障。
針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的“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專家普遍表示，從長遠來看，對于土地制度的改革重點，將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而且這項改革很可能融入城鎮化改革進程之中。
事實上，早在十七屆三中會就提出“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說，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當時強調要嚴格地鑒定公共利益用地和經營性用地的界線。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重申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就意味著政府征收農民土地的范圍要大大地縮減，嚴格地說應該是按照公共利益的原則來征收。“如果不是公共利益，僅僅是用于城市建設、城市發展，比如房地產開發、工業園區等，所有這些非公共利益的用地都應該允許農村集體土地直接進入市場。”
細心的人發現，五年前提出的“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前有“逐步”二字，這次三中全會將“逐步”二字去掉了。莫非會動真格推進？不少專家表示，可以期待，但別奢望。因為這涉及巨大的利益分割，涉及地方土地財政及農民權益。這次能落實到什么程度，是改革的試金石之一。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認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會加快農村建設用地交易市場的形成，這需要修訂和出臺相應的法規，絕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
“讓農民擁有更多的財產權”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鄉村、走向城市，造成耕地開始荒蕪，有些村莊開始消失，這就迫切需要提高農村土地的利用率。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也發現，在提高農村土地利用率的過程中，農民的權益卻得不到應有的保證。
“讓農民擁有更多的財產權”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住建部科技委常務副主任李秉仁表示，三中全會打破農村土地流轉堅冰，農民可參與土地轉讓、增值和投產過程，既破除城鄉土地價格二元剪刀差，也能在市場支配下使農村土地得以充分利用。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執行院長溫鐵軍也說：“農民最重要的資產是土地。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和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是要改變農村建設用地和城市不能公平同權的問題。這一問題導致不少地方在農村征地過程中損害了農民應有的財產權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說：“就要有這樣一種嘗試，讓宅基地、農民的自留地、農民的承包地能夠以某種形式在市場上流轉，形成這樣一種收益，能夠保障農民的生活，因為土地是農民的生活和生產資料。”
農民對土地有哪些權利？國家特殊津貼獲得者、現任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改革35年來有一個不斷地擴大的過程，在大包干時期農民獲得的權益主要還是一種收益分配權，隨著土地承包關系的延長、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擴大，現在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已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以及部分的流轉。這次三中全會提出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有抵押、擔保功能，這樣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范圍進一步擴大。
未來的農村什么樣？
農村的現狀讓農村土地流轉勢在必行。目前，由于巨大的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加速了農村寶貴的人力、物力、財力大量單向地流入城市，造成農村“失血”比“造血”多。
在三中全會上討論的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現實生活中落實會成什么樣子？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問題。雖然在中國研究農村土地改革的專家和機構數量眾多，面對中國農村土地改革，他們也各有觀點，但卻有著同一個共識即“改革難”。
十八屆三中全會剛一閉幕，安徽率先在全國試點農村土地改革，安徽省政府就對外宣布將在20個區縣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以通過轉讓、出租等方式流轉，用于工業、商業、旅游和農民住宅小區建設，未來還將建設統一的城鄉土地交易市場。
對于一個農民來說，其實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土地的荒廢，但是他們不會輕易把陪伴了自己大半輩子的土地交出去，他們需要親眼看看未來的農村到底什么樣？從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等表述來看，各地都會相繼在農村展開改革的嘗試。
農村的土地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以及配套的一系列過程，需要逐步推進、深化和落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希望，不管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推進改革，在農村土地改革的過程中要堅持的原則就是不能讓農民的利益、權益受到傷害，同時，能夠在保障農民的權益和國家的發展之間尋求平衡，協調、平穩地發展。或許，這考驗的將是大智慧。
聚焦3：繪制新型城鎮化發展藍圖
十八大以來，城鎮化已經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本次三中全會后，新型城鎮化被認為是中國新一輪改革的重要抓手。《華爾街日報》分析說，“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個主要驅動力以及再平衡驅動因素，城鎮化無疑會在本次三中全會上得到支持，中國需要通過實現人口城鎮化來獲得成功。”十八屆三中全會給我國的新型城鎮化指明了怎樣的發展路徑？在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下將有哪些新機遇？
新型城鎮化重新被委以重任
一位參與過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征求意見的人士表示，三中全會沒有將新型城鎮化作為一個獨立的內容單列出來，但涉及新型城鎮化的戶籍、土地、財稅、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建設等領域的改革都囊括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是對新型城鎮化的推進。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袁崇法稱，我國當前存在著城鄉差別，即公報中提到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居民以及在城市的農民工還沒有完全進入到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化生活方式，尤其是公共配套、資源和人口這些最重要的要素沒有一體化，而這些要通過新型城鎮化來解決。
《公報》雖然沒有刻意提“新型城鎮化”這樣的字眼，但明確提出“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稍加留心比較不難發現，之前的中央文件則是“積極穩妥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有分析人士認為，雖然二者強調的城鎮化發展思路一致，但是三中全會公告更突出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的完善，這表明中央更強調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營造有利于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指出，這一提法充分證明了我國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要大力推進改革。
有專家學者指出，城鎮化如果規劃科學，推行有效，將激發內需，平衡投資與消費的關系，使經濟增長獲得新動力。有關城鎮化規劃將要出臺的消息也不絕于耳，但遺憾的是城鎮化規劃“只見雷聲，不見下雨”，原本預計于今年全國兩會前后召開城鎮化規劃的大會也一再推遲。
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下午，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提出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修改完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及相關政策建議。業內人士指出，這也表明面臨各地發展城鎮化的沖動，中央有了更高的警惕，擔心在植根于城鎮化發展的舊有的各類體制，如土地、財稅、戶籍、社會保障等制度不改的情況下，城鎮化發展的良好意圖也很可能落空，因此也有意為城鎮化降溫，希望首先在改革現有城鎮化發展的不良體制，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機制基礎上，再穩妥推進城鎮化。
定調新型城鎮化
在《決定》城鄉關系相關章節中有對于新型城鎮化的相關完整表述，即：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和管理格局，增強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對吸納人口多、經濟實力強的鎮，可賦予同人口和經濟規模相適應的管理權。建立和完善跨區域城市發展協調機制。有專家表示，這給新型城鎮化定調，指明了其發展路徑。
長期以來，我國“外延式”和“速度型”的城鎮化發展方式，累積了諸多經濟社會矛盾，如土地財政依賴、城市體系失衡、城鄉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難以持續。新型城鎮化承載著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的雙重轉型使命。當前，我國城鎮化面臨土地、能源、水資源和環境等諸多挑戰，堅持走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勢在必行。
海外媒體已經關注到，中國在新型城鎮化的設計規劃中正努力將其和工業化、信息化及農業現代化有機結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者侯賽因還展望，隨著中國新城鎮化的推行，中國有望出現比目前“北上廣深”更多的城市集群，將有助于緩解中國“超大城市癥”，另一方面可以帶動更多二、三線城市的產業升級和資源集聚。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對建立生態文明制度空前強調。事實上，從今年6月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就已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再也不能以GDP論英雄”。可見，建立生態文明制度，意味著對此前就已提出的“建設美麗中國”的目標的繼承，也意味著一系列新的制度優化的開始。
關注“人”讓新型城鎮化可持續
城鎮化的過程本質就是農民進城的過程，我國推進城鎮化就要確保農民進城后的權利。本次《公報》對于城鄉二元結構弊端進行了坦率表述，明確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并不高，盡管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我國的城鎮化率為52.6%，但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按照城鎮戶籍人口統計的城市化率（也加城鎮化率）只有35%。這足以看出，農民工不能順利融入城市、公平分享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是我國城鎮化的社會代價和道義負債。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任金德鈞指出，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意味著要改變目前的“半城市化”狀態，需要大力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在城市里長期工作生活的同時，也享受城市化帶來的紅利，全面融入城市。
肖金成也撰文指出：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農民由農村轉入城市，要實現戶籍并軌制度，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充分保護農民由農村轉入城市之后的權利。這也是現在很多農民工最擔憂的問題。“讓農業轉移人口真正愿意做城市居民，愿意在城市扎根，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
《決定》對戶籍制度改革進行了明確部署，“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戶籍只是一張紙而已，戶籍的背后就是公共服務的不均等。近年來，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在于剝離其附著的公共資源分配、公共服務、福利待遇等權益。對此，《決定》也出臺了“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從嚴合理供給城市建設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等配套制度。專家表示，這些制度設計著眼于人的可持續發展，解決農村人口進城后的問題，對于他們身份轉變后的利益和待遇有一個兜底保障，意味著戶籍制度改革更加凸顯“多層次、全方位”，也意味著我國在通往公平正義的道路上邁出了更加堅實的一步。
另外，本屆三中全會還有一大亮點，在上述社會福利和保障方面之外，《決定》在就業、教育等公民權利方面的改革完善也提出了系統的要求。同時，如何激發市場自身活力也是本屆三中全會的重要看點。為此，有學者認為，要激發中國經濟的長久活力，根本還在于用好中國巨大的人力資源。中國領導人關于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表述非常重要，這一政策思路將使中國新型城鎮化更具自主性和長期可持續性，也將使其實現從“量”到“質”的飛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