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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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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北京9月25日電 （記者賈玥） “轉型期的城市化：國際經驗與中國前景”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天在京舉行。與會國內外多位專家圍繞中國新型城市化、城市化國際經驗、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及城市轉型與質量提升等熱點問題展開交流。專家認為，中國城市化發展方向應從淺度向深度發展，速度將逐步放緩，全面提高城市化質量。
據專家測算，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為13萬元。如果到2025年基本解決農民市民化，政府財政每年需負擔的成本大約為6500億元，占2012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的5.5%，在可承受范圍內。
中國城市化率已達世界平均水平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指出，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鎮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城鎮化率超過50%之后，中國從一個具有幾千年農業文明的鄉村型社會正式邁入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城市時代。
“世界城鎮化率由30%提高到50%平均用了50多年時間，英國用了50年，美國用了40年，日本用了35年，而中國只用了15年。”中國社科院城市所副所長魏后凱認為，2012年，中國城市化率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中國問題專家Jonathan Woetzel的估算，自2010年到2030年，中國城鎮人口將從6.3億增加到9.9億，占全球新增城鎮人口的四分之一；從2005年到2025年，人口遷徙將占城鎮人口增長的七成。
“推動這些遷移人口市民化，將會激發巨大的內需消費需求和促進人力資本提升。”Jonathan Woetzel在演講中指出。
中國城市化處于“淺度城市化”
李培林指出，中國在快速推進城鎮化的同時，也存在諸多問題與不健康因素，城市化進程中的不可持續、不協調、質量不高問題日益突出。
“一方面，大量農村轉移人口的涌入讓城市社會面臨嚴峻挑戰，現行戶籍管理、土地管理、社會保障、財稅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制約了農民市民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李培林說，“另一方面，城鎮化過程中衍生出多樣的市民化需求難以滿足，且面臨愈發嚴重的資源環境挑戰。”
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鄭秉文認為，與拉美的“過度城市化”相反，中國城鎮化的明顯特征是“淺度城市化”，城市化率只有統計意義，并沒有真正實現與其相匹配的人文意義，也沒有達到經濟意義，不利于啟動內需和經濟轉型，也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社科院城市所副研究員王業強指出，目前中國城市規模效率與其規模整體上呈正相關關系，但現有地級市及以上城市經濟、社會和環境規模效率與其規模基本上呈“倒U”型關系，一些超大城市在經濟、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規模效率均處于遞減階段。
“這表明城市效率和生產率水平的提高，不應過度依靠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展來取得，而應重視城市管理技術水平的提升，實現中國城市化路徑的調整。”王業強說。
發展方向：城市化速度放緩 農民工市民化
魏后凱認為，當前，中國已進入城市化戰略轉型期，城市化速度將逐步放緩，由加速向減速轉變，而全面提高城市化質量將成為重點。
“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城鎮化道路，必須從國情出發，堅持以人為本、集約智能、綠色低碳、城鄉一體、四化同步。”魏后凱表示，有序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規模格局、構建一體化的城鄉差異發展格局應是未來發展重點。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所所長肖金成也建議，科學規劃城市群內各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緩解特大城市的壓力，強化中小城市產業功能，增強小城鎮公共服務和居住功能，進而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從整體上看，小城鎮吸納人口的作用不亞于城市。”中國社科院人口所黨委書記張車偉指出，但由于小城鎮經濟實力較為薄弱，沒有獨立財政權，中央政府應該給予鎮級基本公共服務更多傾斜。
此外，成本障礙已成為阻礙農民市民化的重要門檻。據中國社科院城市所研究員單菁菁計算，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為13萬元。但她表示，如果到2025年基本解決農民市民化問題，政府財政每年需負擔的成本大約為6500億元，占2012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的5.5%，在可承受范圍內。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鎮化的題中之義，也是政府的應盡之責。”單菁菁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