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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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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作了《國務院關于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我國將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合理設定特大城市落戶條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本報今日15版報道）
農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轉化，往往依照所在城市的規模大小，而逐步遞增著實現難度。在此背景下，公眾便當明白，這份報告中所闡明的新路徑，仍內含著對現狀的某種延續——“更大的城市，更難落戶”，不管現在抑或未來，都是適用的邏輯。既有此前提，那么激勵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最迫切需要破解的，無疑是“提高小城鎮吸引力”的命題。
參照過往經驗，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現象是，農民群體多對落戶小城鎮缺乏興趣，反倒對門檻畸高、競爭慘烈的大城市充滿想象。凡此種種，看似不合理的景象，實則也有著可以理解的心理考量。
在不少農民看來，小城鎮基礎設施陳舊、戶籍含金量不高、公共服務也很不到位，還不如繼續務農打工自在……一言以蔽之，若無強烈的身份轉換感與福利提升，“由鄉入城”的進程便難以維系。
而與小城鎮相比，大城市即便生活成本高出許多，但其優勢仍舊太過明顯。恰是基于此，方才造就了城鎮化的一個困局：農民群體的真實“偏好”，與宏觀層面的引導方向，并不完全一致。
事實上，若要推動農業轉移人口積極落戶小城鎮，職能部門顯然得先設法縮小不同地域、城市間，資源配置失衡以及市民待遇相差懸殊的現實。
只有小城鎮先行發展起來，才能吸引來更多農業轉移人口落戶。而從另一角度說，相當數量“新居民”的注入，又能為所在城鎮帶來新活力。所以說，這實際是個互惠雙贏的過程，關鍵是必須先得有一方展現出“誠意”，從而開啟后續的一系列良性循環。如若不然，“轉移人口”只會繼續一股腦涌入有限的幾個超大城市，從而必將導致此類城市邊緣的貧民窟化。
當然，討論城市化路徑，除了站在官方立場權衡得失之外，還應真正對農民利益保持關切。某種意義上，農民落戶城市，就是一個“出讓土地—獲得收益—重新出發”的二次社會化過程。在該進程中，農民能否享有公平的議價權，從而能獲得足以啟動“城市新生活”的轉讓金，顯得至關重要。從此角度說，無論走哪種城鎮化路徑，規范土地出讓的流程運作與補償標準，都是先決性的。
加快推動農民向市民的轉化，社會的治理者有義務提供更多元的選擇。這意味著，在兜售“大城市美好生活”范式之外，也能建構起小城鎮的獨特魅力……說到底，城鎮化的目的乃是為實現社會生產方式的進化，以及人類生存模式的現代化。既然“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那么城鎮化便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我們所應做的，便是對參與此一進程的群體，抱持足夠的同理心與耐心。既要堅持公平、分層推進的策略，更要動員社會資源對這部分“新城市人”進行反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