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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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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日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作了《國務院關于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我國將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合理設定特大城市落戶條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專家說，這是我國第一次明確提出各類城市具體的城鎮化路徑。（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A17版）
農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轉化，往往依照所在城市的規模大小，而逐步遞增著實現難度。在此背景下，公眾應明白，這份“報告”中所闡明的新路徑，仍內含著對現狀的某種延續——“大城市難落戶”。有此前提，那么激勵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最迫切的命題，無疑是如何提高小城鎮吸引力。
就現實看來，小城鎮宜居，但未必能勾起落戶興致；相反，門檻畸高、競爭慘烈的大城市卻更具“磁力”。在不少農民看來，小城鎮基礎設施陳舊、戶籍含金量不高、公共服務也很不到位，還不如繼續務農打工自在……一言以蔽之，若無強烈的身份轉換感與福利提升，“由鄉入城”的進程便難以維系。基于此，城鎮化也就面臨著一個困局：農民群體的真實“偏好”與宏觀層面的引導路向，并不完全一致。
只有小城鎮先行發展起來，才能吸引來更多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從另個角度講，“新居民”的注入，也能為所在城鎮帶來新活力。這實際上是個互惠雙贏的過程，但良性循環的開啟前提，是小城鎮基礎設施的完善，契合宜居訴求。否則，在趨光效應下，大城市會處在人口膨脹、資源緊張的境地。
當然，討論城市化路徑，除了站在城市格局的角度權衡，還應真正關切農民利益。某種意義上，農民落戶城市，就是一個“出讓土地—獲得收益—重新出發”的二次社會化過程。在該進程中，農民能否享有公平的議價權，從而能獲得足以啟動“城市新生活”的轉讓金，顯得至關重要。從此角度說，無論走哪種城鎮化路徑，規范土地出讓的流程運作與補償標準，都是先決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