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
如果我們對新型城鎮化沒有一個全面、系統的準確理解,進而在實際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就會出現過于強調某些方面而忽視另外一些方面的問題,很可能出現的結果就是舊的問題解決了一些,新的問題又產生了許多。因此,基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相關研究經驗與教訓,筆者認為,我國所選擇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至少應該是一個由六大因素構成的城鎮化體系,即走“六位一體”的城鎮化道路。
所謂“六位一體”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就是指城鎮化這個大系統至少應包括六個子系統,并構成一個緊密的體系。這六大子系統包括:自然資源系統、經濟增長系統、生態環境系統、社會發展系統、空間結構系統和城市創新系統。新型城鎮化就是要在綜合考慮這六大系統因素影響的情況下,走出一條資源有效利用、經濟持續增長、環境友好保護、社會公平和諧、空間結構合理、智慧城市創建的綜合性的城鎮化道路,實質上就是一條可持續的城鎮化道路。我們之所以要在城鎮化道路問題上做出新的抉擇,主要是因為舊的城鎮化道路是不可持續的。
新型城鎮化的基礎在于有效利用自然資源
城鎮化需要大量地占用這些資源,尤其是土地和淡水資源。從城市用水情況來看,在我國目前600多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嚴重缺水。有的城市由于過度使用地下水,已造成了城區有的地段塌陷的嚴重后果。這些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了,提高城市水利用效率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以新型城市經濟為主導
城市經濟在世界范圍內起著主導作用,盡管世界上的城市總面積僅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的2%左右,但其創造了世界以GDP計算的經濟總量的近70%。在有些國家,一座城市所創造的GDP,就占到了其整個國家GDP總量的30%-50%,如泰國的曼谷、埃及的開羅、韓國的首爾、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等都屬于這樣的情況。這充分說明城市經濟對促進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過,過去的城鎮化發展主要是依靠工業化推進的,而新型城鎮化發展則是在碳排放與碳制約基礎上主要通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同步、協調發展,以及通過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等新經濟形式而實現的。也就是說,新型城鎮化發展不僅要有良好的產業支撐,而且還要建立起適應氣候變化所需要的新經濟與新型產業體系。如果那些在傳統工業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城鎮經濟結構與產業體系不能在新的歷史發展新階段得到有效調整與改進的話,就不可能建立起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新型城鎮化體系,城鎮化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新型城鎮化是環境得以友好保護的城鎮化
據世界銀行的研究結果,僅占全球陸地總面積2%的城市,卻消耗了全球67%的能源,排放了全球70%多的溫室氣體。正是由于這些溫室氣體排放,尤其是其中的二氧化碳導致全球氣溫升高,進而有可能引起一系列涉及人類未來發展的嚴重問題。因此,新型城鎮化不可能再走過去由工業革命推動的常規城鎮化的老路了,必須走出一條環保型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重點在于必須是一條低碳的城鎮化道路。
不論哪個國家,從經濟方面考慮減少碳排放的政策措施無非是調整生產結構,盡量地減少高耗能和高排放產業比重,積極發展低碳產業,大力發展服務業(包括信息服務業);調整城市交通結構,進一步拓展城市公共交通服務,提倡騎自行車、步行等綠色交通方式;通過多種方式控制家庭小轎車的增長速度;倡導和鼓勵低碳消費。從制度設計來看,目前已經有一些國家一方面對低碳生產和低碳消費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另一方面開始征收碳稅(英國從2001年起就開始征收“氣候變化稅”);同時,碳排放市場也開始逐步建立起來;許多國家都出臺了與促進低碳經濟、遏制高排放產業發展的法律。世界上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來自城市,中外都是如此。我國也采取了許多措施來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特別是二氧化碳排放。因此,要實現我們提出的節能減排目標,最重要的大政策就是走低碳、節能、綠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否則就等于是棄本求末。
不斷追求社會公平和諧
新型城鎮化不是少數人的城鎮化,而應該是所有人追求共同富裕的城鎮化之路。如果推進城鎮化的過程是一個使許多人不斷變為城市貧民,生活方式日益“貧民窟化”的道路的話,就值得引起深刻反思了。所幸的是,我國并沒有出現“貧民窟化”現象,但卻出現了另外一些獨特現象,譬如說常年在城市打工的2億多農民工確實實現了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地理遷移”(geographic mobility)過程,但由于種種制度(戶籍制度等)的制約,他們無法完成“社會遷移”(social mobility)過程,也就是說,盡管他們已工作、生活在城市里了,但無法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待遇;再譬如說,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有些農民的承包地需要被征收,從農地轉變為非農用地,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農民在這一個過程中完全沒有發言權,更沒有談判權,即使在補償條件上,也沒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愿,往往只能被動地接受對自己很不利的條件。
因此,過去一些年的快速城鎮化發展,一方面在農村方面形成了一個比較龐大的“四無”(無地、無業、無社保、無創業資金)失地農民群體(不少人認為有3000萬-4000萬),加上5000多萬“留守兒童”和2000多萬“留守老人”;另一方面,在城鎮形成了近2億農民工無法享受到同等城市居民待遇的情況。也許這樣的城鎮化發展方式,在我國特定的發展階段不可避免,但一定是不可持續的。
從我國目前的現實情況來看,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社會公平和諧主要是要解決好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改革目前的戶籍制度,消除戶籍中的政治特權、社會身份、社會福利、經營壟斷等因素,盡快實現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戶籍平等制度;二是根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逐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一體化發展;三是對城鎮化過程的農民土地被占用應該根據農民的意愿和市場價格進行公平補償,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靠強權壓低和剝奪農民的利益,其中一個重要措施就是使農民對土地擁有更加明確、長久的權利。
在城市空間布局上具備緊湊性的特征
其基本原理在于,緊湊的城市使家庭小轎車的使用顯得沒有必要或不太必要,從而人們可以通過步行、騎自行車或使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碳排放量。一個挑戰性的問題是,我們需要在建設緊湊性結構城市的同時,保持盡可能高的綠化率。
對于超大的城市而言,譬如說像北京、上海、東京這樣的特大城市,僅僅依靠一個緊湊的城市中心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此需要在一個城市里建設多個中心,但每個中心也都體現出緊湊的特點,力爭使每個中心都能將居住、工作和購物等功能緊密結合起來,從而盡可能地使人們就地就近解決他們生活中的各主要問題,從而減少人們在不同中心流動的數量與頻率,減少私人小轎車使用的數量與頻率,最終減少城市碳排放。
城市形態逐漸轉向智慧型城市
通過感知技術、網絡技術和IT應用技術的運用,借助物質網絡(包括物聯網)、信息網絡(包括云計算)、能量網絡(包括智能電網),城市產業發展、城市管理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的各方面都將智能化,形成一批新的城市智慧產業、一套新的城市智慧管理模式以及一種全新的城市居民的智慧生活方式。其目的一方面有助于通過技術進步改造傳統城市,促進城市經濟結構調整,轉變城市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與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進一步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適程度,智慧城市使人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城市化的最重要意義是提升城鎮發展質量
“六位一體”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不僅僅只有促進的因素在其中發揮作用,相當多和相當大的“制約”(限制)因素也在其中發揮作用,譬如說來自水、土地等自然資源方面的制約,來自碳制約方面的因素,來自生態環境的綜合制約,來自社會公平方面的制約,等等。因此,新時期再次啟動的新型城鎮化是一個促進因子和制約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協調并形成一種新的平衡的全新的城鎮化系統。認為新一輪城鎮化將促進房地產再次高歌猛進、工業化再一次“大躍進”式發展是沒有理由的,這是對新時期新型城鎮化特征缺乏深刻認識的表現。新時期新型城鎮化的最重要意義與作用將體現在提升我國城鎮發展的質量方面,而不是數量方面,從而實現我國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