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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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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海南萬寧發生“小學校長帶女生開房”事件，此后20天內至少有8起校園猥褻、性侵幼女案被曝光。這充分表明女童遭性侵問題的嚴重性，建立、完善學校性侵害防范機制不但必要而且緊迫。
筆者曾在2012年6月報道了甘肅省隴西縣鄉村教師涉嫌強奸、猥褻8名小學女生事件，相關責任人被懲處。當地政府后來以此為契機，展開了全縣師德教育學習活動，并出臺了農村學校實行大辦公室辦公制度，嚴禁男教師在宿舍單獨輔導女學生功課。地方政府從對此事遮遮掩掩，試圖封鎖消息到開展警示教育、立章建制，媒體起到了監督和推動的作用。
但公眾在憤怒之余，不免疑惑：為何農村學校更容易發生這種猥褻、性侵女童事件？在筆者看來，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近年來農村基礎教育沒有把好教師的入口關。在中師教育時代，成績最好的初中畢業生上師范，畢業后分配當老師，這批人至今仍是農村教育的主要支柱。國家取消中師教育后，使得農村學校師資失去了可靠的、主要的來源。
近年來，國家持續加大對基礎教育的投入，教師待遇不斷提高，原先被認為是“清水衙門”的學校，開始熱鬧起來。筆者在長期觀察的甘肅某縣發現，校長們手里人事調動的批條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關系戶”開始進入教育行業。
另外，由于這幾年大學生就業壓力大，不少省市打開了基層教師招考的口子。比如，甘肅省今年采取統一招考的辦法，選拔普通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從事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工作(簡稱“三支一扶”)，而報考的條件僅為“2013年畢業、尚未落實就業單位的專科(高職)及以上學歷的甘肅生源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此舉在充實基層人才的同時，也為不少人“渾水摸魚走后門”進入教育行業提供了便利條件。
二，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父母的缺位為罪惡大開方便之門。不少犯罪分子甚至專盯那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女孩下手。筆者曝光的隴西鄉村教師一案中，受害女生多為留守兒童。筆者問她們：“受到欺負后，為什么不告訴父母？”得到的答案，除了礙于加害者老師的權威身份，遭到脅迫恐嚇和利誘外，不約而同都談到“父母離我太遠了”。受性侵兒童經常被心理專家形容為“沒有嘴巴的孩子”，受害之后往往不知如何抗拒和表達。
無獨有偶。在筆者2011年曝光的甘肅永靖“黑老大”涉嫌強奸多名在校女生一案中，被侵害的幾位在校女生，其父母也都長期不在身邊。
三，此類案件因為性質惡劣，社會影響極壞，即使教育主管部門掌握了一些線索和舉報，大多內部處理，息事寧人，縱容了施害者。問題一旦被媒體曝光，行政“問責”程序便啟動，當事領導難免受到處分。另外，一些地方領導或擔心纏訴上訪，怕得罪人，對這樣的犯罪嫌疑人往往責之以寬。在筆者揭露的隴西鄉村教師一案中，加害者此前就因發生過此類事被舉報，而教育局僅僅是調離了其工作崗位，換了一所學校讓其繼續工作，最終導致性侵案發生。
胡適曾說，看一個民族是否文明，要看三件事：一看他們怎樣對待小孩，二看他們怎樣對女人，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閑暇時間。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民族怎樣對待兒童，就是怎樣對待自己的未來。為了國家的未來，我們應該善待并保護好每一個兒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