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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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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表示，我們強調的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現在大約有2.6億農民工，使他們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要有就業支撐，有服務保障。而且城鎮化也不能靠攤大餅，還是要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東、中、西部地區因地制宜地推進。還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邊是高樓林立，一邊是棚戶連片。
十八大對城鎮化提出，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城鄉統籌、城鄉融合；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吸納農民工成為城市戶籍人口；為尚不具備條件成為市民的農民工提供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實現社會保障體系的全覆蓋。
國泰君安高級經濟學家林采宜(微博)認為，從政策初衷看，新型城鎮化是“通過農村人口市民化和農村社區建設釋放人的潛力，防止出現工資過快上漲和人口紅利消失后的經濟失速和系統性風險，最終達到人力資源優化和消費需求的穩定”。
城鎮化中對“人”的投入
若要實現城鎮化，需要巨大的財政投入。城鎮化的過程，土地等資源的供給、產業的聚集和發展、人口的膨脹和市民化是必然的三個方面，而按照新型城鎮化的要求，其各自的成本在未來都將顯著上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后馮俏彬對城鎮化的成本進行了研究。馮俏彬的結論是，將現有15863萬已在城市居住的農民工市民化的總成本為18091.58億元，若要在2020年完成這一任務，各級政府每年為此新增的財政支出為2261.45億元。
理論上講，在上述18091.58億元總成本中，中央政府應當主要承擔隨遷子女教育成本和社會保障成本，共計4152.83億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擔社會救助、保障性住房成本，共計13938.75億元，其中東部地區政府要承擔9115.94億元，中部地區政府要承擔2453.22億元，西部地區政府要承擔2327.77億元。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藍皮書指出，今后20年內，中國將有近5億農民需要實現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為10萬元，為此至少需要40萬億至50萬億元的成本。
根據十八大的精神，新城鎮化的第一項目標是在戶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前提下，解決2.3億農村轉移人口的醫療保險、公共教育和養老保險問題。
據林采宜計算，每年財政預算中公共福利支出要增加9萬億元（其中2.27萬億元解決城鎮農民工及其家庭的社會福利保障，6.7萬億元用于支撐社會保障體系對農村人口的全面覆蓋）。
林采宜表示，城鎮化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結果，不是政府刻意驅動的理想藍圖，無論新型城鎮化還是傳統城鎮化，歸根到底都涉及公共福利設施和社會保障資源的大量投入，而這個投入是否能實現，要看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
促進社會公平迎來契機
此次城鎮化的大力推進，也被認為是促進城鄉公平發展以及推進社會公平的契機。 當前社會，城市中的農民工處于城鎮和農村之間的夾縫人群，在社會不斷進步的同時，他們的定位卻越來越模糊。這些農民工工作在城市，卻因為二元制的戶籍體制，很難體會到當地的教育、衛生以及社保方面的福利，更別提足以讓其安居樂業的房產。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過去五年，中國城鎮化率由45.9%提高到52.6%，轉移農村人口8463萬人。而公安部副部長黃明3月6日表示，2012年全國非農業戶口人口所占比重為35.29%。
經濟學者馬光遠認為，一個存在戶籍界限，并且在此界限下衍生出五花八門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鎮化，不是真正的城鎮化。
農民進入城市，在城里工作、生活，卻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務，即沒有實現農民向市民的轉化，這種城鎮化本質上是一種假城鎮化、夾生的城鎮化、掠奪式的城鎮化。它維持了以往城鄉二元結構下的等級區分，人為制造了社會割裂。而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難以打破的戶籍制度。
國泰君安高級經濟學家林采宜也認為，戶口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背后跟戶口相匹配的福利制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員易憲容表示，農民進城，政府的經濟政策就得在多個方面著力，才構成農民進城的基本前提。
比如出臺新房地產政策，讓現有的房價降到農民進城有支付能力的合理水平。如果房價不能降到合理水平，而是如現在這樣讓住房市場成為一個投機炒作賺錢的工具，城里的居民都有85%以上的人無支付能力進入市場，那么農民進城如何可能？
同時，易憲容認為，有質量的城鎮化還得在土地制度與戶口制度上進行重大改革，讓農民的土地享有可轉讓與可收益的權力，并由此形成以市場價格機制主導的土地市場。戶口制度應該進行重大改革，這樣才能夠讓農民真正選擇一個適應他們居住的城市。
對于目前正在探討的新型城鎮化，中金公司認為，其具體內涵包括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業現代化等，著重于分配領域，有利于擴張國內需求、改善需求結構。
而這些內涵若能夠實際實施，將會極大地促進社會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