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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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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經濟、社會、自然和個人的協調發展，僅僅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空間的擴張是一種偽城市化。
天剛蒙蒙亮，家住墨西哥城東郊伊斯塔帕拉帕區的華雷斯老太太就起了床。她一手提起一個水桶，一手撩開掛在門口的破布簾，扭著肥胖的身軀出門去幾百米外打井水。她要在女婿出門做買賣前，給一家人烤上幾張玉米餅做早餐。在華雷斯老太太的身后，是一家八口人居住了十幾年的家——一間只有30平方米的小木屋。
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墨西哥全國人口超過1.12億，其中有2200萬人居住在首都墨西哥城，而這其中又有1000多萬人生活在墨西哥城的衛星城，像華雷斯這樣的貧窮人家在衛星城中有成千上萬，形成了一片片的貧民窟。
這些貧民窟在訴說著拉美城市化的畸形故事。
進城的農民
驅車行駛在墨西哥城的中心高速大道上，兩邊山頭上密集地布滿了各色小破屋子，有用木頭搭建的，也有用廢棄鐵皮和石頭堆壘的。那便是這個世界特大城市中“被遺忘的角落”，有人稱其為“城市之癌”的一片片貧民窟。
這里是墨西哥城最貧窮也是最危險的區域，搶劫頻發。出發采訪前，同行的當地雇員要求記者換上舊衣服，不佩戴首飾，也不準攜帶提包。
伊斯塔帕拉帕區是墨西哥城著名的貧民窟，走進這里，揚起的陣陣塵土和映入眼簾的滿目瘡痍之感，讓記者有置身地震后的廢墟中的感覺。
阿波羅尼亞·華雷斯一家人居住在一片大約由100多座非法搭建的簡易房屋形成的貧民社區內。這里的房屋大多由木片搭成，有的甚至用厚紙板拼成，很多家根本沒有門，只在門口掛了一個布簾，或者干脆什么遮擋也沒有。由于過于密集，這些小破屋子遠看像一群衣衫襤褸抱團取暖的乞丐。
記者見到華雷斯老人時，她正和女兒坐在木屋里做秀活。屋內有兩張簡易的床、一張桌子和一個爐子，這便是現年70歲的華雷斯和女兒女婿，以及5個外孫子女的全部家當。華雷斯一家主要靠她的女婿在城里做小買賣供養，她和女兒奧利維婭也會幫人做些活計，補貼家用，全家每月的收入不過2000比索（約合1100元人民幣）。
華雷斯一家1995年從墨西哥東部瓦哈卡州農村搬到墨西哥城郊。她告訴記者，她家以前在農村種植咖啡，但由于咖啡價格太低，無法養活家人，才搬到墨西哥城討生活。“賣咖啡得來的錢很少，每公斤也就是3比索或者2.5比索，這些錢能干什么呢？我們也不能整天都干這個活兒，我們得掙錢吃飯。”華雷斯說。
像華雷斯這樣的農民為何進入城市？市長安赫爾·曼塞拉認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墨西哥發展的黃金時期，墨西哥城的建設也進入爆炸性擴展階段，大量新建的工廠吸引了來自周邊地區的農村人口，但這些人沒有足夠的錢在市中心買房子，也無法享受到市區居民在購房貸款等方面的福利，因此他們只能在城市外圍租住簡陋的房子，或在空地上私自搭建棲身之所。
墨西哥城城市發展局局長西蒙·諾伊曼也承認，貧民窟的出現與城鎮化速度過快，工業部門無力吸收多余勞動力有關。他說：“很多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村人口到墨西哥城后，只能從事對技能要求較低的工作，如家政服務和建筑裝修等。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許多人被擠壓到城市邊緣，形成了貧民窟。”
淪落的市民
在另一片著名的貧民窟伊塔布拉卡街區，《環球》雜志記者剛一走進去便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路面上人跡罕至，路邊有幾個奇裝異服的無業青年聚在一起，不停地打量著我們這幾個外來的人。
賈維諾是居住在伊塔布拉卡的軋鐵工人，他家共有十口人，居住在三間土房里。他的軋鐵生意是家里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但生意好的時候僅夠一家人糊口，生意不好的時候可能整個月一分錢收入也沒有。雖然這個區有自來水系統，但他們一家人平時用水主要靠取井水，因為使用自來水必須先一次性繳納280比索（約合154元人民幣）服務費。
賈維諾說，他是土生土長的墨西哥城人，以前雖然住在貧民窟，但日子還算太平。“后來，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來到這里，犯罪率開始提升，搶劫的發生率非常高。”他說，“我們這里僅有一個警察，根本起不了多少作用。”
還有一些原來居住在市中心的墨西哥城市民，也失去了原來的住所遷移到了貧民窟。原因是墨西哥政府為加快城市建設，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嫌他們“礙眼”，用少許補償將他們趕到了城郊。
區分貧富，看有沒有傘
2010年，并非是新聞熱點地區的墨西哥突然成為世界的焦點。那一年，墨西哥電信巨子卡洛斯·斯利姆·埃盧擊敗了比爾·蓋茨和巴菲特，成為《福布斯》評選出的世界富豪榜單第一名，這也是第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首富。
斯利姆的殊榮給墨西哥帶來了驕傲，也激起了民憤。在墨西哥這樣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斯利姆的“一枝獨秀”顯得有些刺眼。不少人戲謔他為“窮國走出的世界首富”。
如果你是一個墨西哥人，那就意味著你幾乎每天都得給斯利姆送錢。就連記者這個外國人，也生活在他的陰影下。斯利姆龐大的商業帝國涉及零售業、電信業、制造業和建筑業等，牢牢地把持著墨西哥各行各業的市場。
一次，記者陪當地朋友亞歷杭德拉去購物，在她排隊等待付錢的時候，去旁邊的咖啡館買了杯咖啡，又打了一個電話。亞歷杭德拉說：“你不是想知道斯利姆在墨西哥的勢力有多大嗎？剛才你去斯利姆開的餐廳買了咖啡，打電話意味著你接受了斯利姆電信公司提供的服務，我新買的這個背包是斯利姆投資的廠商生產的，甚至于，我們所在的這家百貨店也是斯利姆開的。”
然而，在墨西哥，除了斯利姆，還生活著這么一群人。他們或是每天裝扮成小丑，站在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賣藝，然后乞求坐在轎車里的先生小姐施舍幾個零錢；或是走街串巷，喊著“面包、面包”，手提籃子沿街叫賣；或是灰頭土臉地在市中心擺一個攤，出售那些看上去永遠都不會賣出去的手工藝品……
當斯利姆每天可以掙2700萬美元時，墨西哥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每天收入在2美元以下。據來自墨西哥國家統計地理局社會人口統計部門的數字顯示，僅在墨西哥城，就有大約150萬人居住在貧民窟。
在墨西哥城，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可以分出窮人和富人。這座高原城市每年分為干季和雨季，每到雨季便會綿綿細雨不絕。而在墨西哥，雨傘是價值不菲的商品，一把普通的傘在商店里要賣到300比索（約合165元人民幣）。因此，在雨中的墨城街頭，西裝革履的“金領”“白領”們撐著傘，快步走進車里，而窮人們往往冒雨前行，甚至手還插在口袋里，一副習以為常的模樣。
拉美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貧民窟、買不起雨傘的窮人，世界首富……作為一個超大城市，墨西哥城的城市病還表現在很多方面。
交通擁堵——根據美國IBM發布的2011年“全球通勤痛苦指數”，墨西哥城位居全球首位，在這里人均每天堵在路上的時間超過2小時；空氣污染——墨西哥城也一度被評為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每年10月到來年1月是墨西哥城呼吸道疾病的高發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空氣質量較差；“垃圾圍城”——這里只有6%的垃圾得到回收利用，其他的則被掩埋處理……
墨西哥城和許多拉美國家一樣，在上世紀50、60年代全面推進工業化代，經濟突飛猛進，到70、80年代就實現了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過渡，并成功突破“貧困陷阱”，邁入中等收入行列，但隨后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學者們分析指出，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大致是相同的。一是沒能及時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拉美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大力發展本國工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工業生產成倍增長。但是，這種自給自足、大而全的發展模式，不僅極易受到國際市場的沖擊，而且失去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機會，不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
結果是，拉美錯過了上世紀50年代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帶來的機遇，經濟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急轉直下。
二是城市化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出現了過度城市化和首位城市的過度膨脹現象，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給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帶來了諸多阻礙。拉美國家依托工業化強大的推力，城市化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41.6%提高到1990年的72%，與發達國家的比重相當。
200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進一步上升到78%，阿根廷為89.6%，巴西為79.9%，墨西哥為75.4%，烏拉圭為93.7%，布宜諾斯艾利斯、墨西哥城、里約熱內盧等躋身于世界級超大城市的行列。
但由于城市化速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脫節，大大超過了工業化速度，由此造成的結果是，農業衰敗、鄉村凋敝，城市人口增長過快，失業率高企，城市用地緊張，交通擁擠，公共服務欠缺，環境污染嚴重，社會治安惡化。
過度城市化帶來的另一個不良結果是，大量的失地農民的失業，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分化、貧富差距加劇。上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上世紀90年代末仍高達0.64。拉美國家由于沒有很好地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的拉動力減弱，產業結構轉型失敗，對經濟持續發展造成了致命的影響，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很多人意識到，墨西哥城市化的過程中，片面注重了空間的擴張而忽略了人的城市化。一些有識之士指出，城市化是經濟、社會、自然和個人的協調發展，僅僅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空間的擴張是一種偽城市化。
在墨西哥，每個在城市底層苦苦打拼的窮人都有一個城市夢，但是，當他們聞了一天的汽車尾氣和垃圾臭味，回到位于貧民窟的小木屋里時，也許不禁要問：“城市，你到底好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