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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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在全球范圍內看，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約翰?格理蒙德于 2007年預言：今年之后，全世界大部分人將居住在城市里。人類的歷史將進入空前的城市史。與此同時，改革開放的中國也正以日新月異的面貌成長為“城市中國”。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截至2011年末，我國的城鎮人口達到了69079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1.27%。這意味著，一個傳承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國家，已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本身就具有鮮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進程的核心指數與主要尺度，因而，“城市人口首次超越農業人口”，可以看作是我國經濟社會高速與持續發展的重要成果與象征。但另一方面，中國城市高速和超常規的發展也進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與鄉村、中小城市與中心城市的矛盾與差距，造成了房價高漲、交通擁堵、看病難、上學難、食品安全等突出問題與矛盾。特別是很多剛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人，由于對新的生存環境、工具技術及游戲規則很陌生且不適應，不僅很難切實地分享到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利益，而且付出了沉重的犧牲和巨大的代價。正是由于這個深層原因，才出現了對“國際大都市”的尖銳批評和“中國偽城市化”等極端言論，同時否定我國城市發展的輿論和社會思潮也迅速滋生并廣泛傳播。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觀念、意識、心理與社會思潮，擾亂了我們對中國城市化應有的理性認識和正確判斷。但究其根源，則與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長期存在的“城市盲點”密切相關。一方面，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在知識譜系和價值觀念上具有濃郁的“鄉土中國”色彩，使人們在面對迅速的城市化進程時缺乏必要的理論資源與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受西方影響，關于大都市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環境、經濟、人口與管理等方面，不僅片面而且也不適應中國城市發展的特殊經驗。這是在認識和描述城市時容易走向簡單化、非理性和極端化的主要原因。推動關于我國城市發展的基礎理論和正面研究，是清理和消除在思想和現實中極為有害的“反大都市”或“逆城市化”輿情思潮的關鍵。
結合近年來國內城市研究的探索，我們特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以“城市科學”的學科建設為中心，為中國城市化進程提供基礎理論和科學方法。具體是以馬克思有關城市發展的理論觀點為指導，整合中外在城市環境、政策、規劃、經濟、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打破我國社會科學研究過于專業化與精細化的既有學科架構，以滿足城市研究多元化的知識需要和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現實需要。
在這方面國內已有一些探索。如2011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設置“城市科學”新目錄，為推動城市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首批資助項目《中國都市化進程年度報告》、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等，在綜合研究城市發展上都積累了不少的成果，為“城市科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經驗和積累。
二是以“都市文化學”的學科建設為中心，推動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型與升級。傳統人文社會科學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現代理性系統為核心，無法從容應對以多元性與異質性為主要特征的都市社會，由此產生的大量知識與觀念，不僅不符合中國城市化的理論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反城市的。當下在學術界和社會上普遍流行的“反大都市”輿情，可以說主要是在這個溫床上繁殖的。都市文化學根據城市化的規律和特點，其目的在于為當代人提供一種理性的方法、觀念、理論與解釋框架，對農業背景下形成的文史哲和在工業背景下形成的現代理性文化如何融入都市社會具有重要的啟蒙與引導作用。
這方面國內已有一些積累，如重點研究都市化進程與城市文化發展的上海交通大學都市文化與傳播研究院，重點研究海派文學、古代城市文化與文學等的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在都市化進程中，隨著文化資源直接構成城市經濟系統中重要的新生產要素，文化生產力成為城市社會良性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以及文化發展成為城市和諧與全面發展的更高理想，都市文化在文化城市建設中具有越來越明顯的戰略地位。特別是在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的時代背景下，強調以“都市文化”為核心推動我國文化強國建設，符合我國城市發展的現實需要與長遠利益。
無論如何，中國城市化進程已兵臨城下，破除人們思想觀念中對城市的蒙昧和錯誤認識，通過正面的理論研究、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為中國城市提供一種可持續的科學理論基礎與智力支持系統，在當下具有越來越緊迫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