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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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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網站8月17日訊 在今天下午舉行博鰲房地產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一上臺就對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提出的城市化進程中“四大挑戰”一一反駁。
他認為不能因為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就回避房地產結構、房地產政策、保障房方面的重大的缺位。并拿日本房地產舉例，“日本在進行工業化過程中，政府建設了大量農民工住房。這是在工業化推動城市化過程中政府的責任。日本真正的房地產投資，金融化投資，商品投資，是在城市化基本接近尾聲，城市家庭數量和住宅數量基本達到1：1大致平衡后，房價才出現一個明顯變動。”他呼吁政府應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而不要老拿“工業化城市化來說事”。
“基礎設施建設不足是主管部門工程監理質量管制方面的原因，是規劃不足的原因，是對地方政府約束不夠、透明度不夠的原因，而不是房地產調控的理由。政府大量賣地，換來的錢不是建公眾使用的基礎設施而是建了大量廣場。”對于陳淮把基礎設施建設不足作為地產調控的原因，巴曙松的反駁顯得同樣精準。
同時，他指出10.7萬億地方債務和3.19萬億外匯儲備，是兩個性質的問題。3.19萬億外匯儲備，是中國這個經濟結構和特定人口結構下一個儲蓄的盈余。儲蓄減投資等于經常項目順差，儲蓄率高，投資為了防止過熱不能增長很快，才有貿易的盈余，回流形成外匯儲備。“人口紅利時期，什么都沒有，就有勤勞的雙手，我們通過大量加工，賺一點這個盈利。當人口紅利拐點到來之后，這一部分外匯儲備會被逐步消耗，這只是我們儲備了人力而已。”他認為外匯儲備雖然有缺陷，但是比10.7萬億地方債缺要小，“這兩個不好之間，我寧可選擇外匯儲備。”對于地方債，巴曙松顯然疑惑很多：這些資產是真的是優質資產嗎？它的決策過程是怎么樣的？平臺的公司治理是透明的嗎？決策程序是怎么進的？它是我們房地產不斷向這個平臺輸血的理由嗎？是這些爛尾工程損失大還是這些外債？
對于城市化結構失衡的問題，巴曙松認為如果要農民市民化，建房子的時候就該重點解決這部分人的問題。金融危機之后，沿海土地、勞動力成本上升，促使加工業、制造業向中西部轉移，09年以來中西部投資高于沿海，這樣的話“部分保障房就應該跟隨農民工遷移”。“可是各省保障房計劃怎么分配？標準是什么，后續怎么維護？等等都沒有體現在政府的調控政策中”，當然城市化結構失衡也不能作為調控的理由。
面對中國房地產的下一個十年，巴曙松認為值得反思總結的還很多，例如怎樣把經濟界的優秀研究成果和業界意見實施到房地產政策和執行過程中，并將簡單的批評、對立轉移到整合和形成有效的公共政策決策這樣一個大方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