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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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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師兄研究命相之學，前來請教的師妹和師姐絡繹于途。她們的問題各不相同，但師兄的解脫之道完全一樣，他教授的人生觀，可以總結如下：人的生命正如一根蠟燭，只是一隅之明，種種不測卻像四面有風陣陣吹來，隨時可能將蠟燭吹滅；但正如你所見，燭火對風是完全無能為力的，要想不被風吹滅，唯一的出路是時刻保持火力旺盛———讓我們的情感、理智、能力和信心保持在最佳狀態，一點不能有閃失。
經歷了躁動不安的80年代，在整個90年代里，師兄作為人民教師，始終走在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上。他想盡辦法，一點點把自己從偏遠山區調動到丘陵地帶，并在世紀末調進縣城附近的郊區中學。世紀之初，他作為老光棍考上研究生，完成了華麗的轉變，后來進入東部沿海地區的大學任教。我這個年紀的人很難想象這條路的坎坷程度。因為脆弱，所以要時刻保持強大，師兄從親身經歷中總結出的人生觀，從悲觀主義上升到超人主義，才能有心靈雞湯———說雞血更貼切一點———的效果。
但我覺得，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倒也不必去推演《易經》———更不要說什么面相手相之術了。我們都學過老舍的《駱駝祥子》，熟悉那種稍一懈怠，就會墜入無底深淵的境遇。我們還在中國的農村生活過，觀察那里的經濟狀況就可以知道，作為一個普遍的現實，除了徹底崩潰的時刻和隨之而來的短暫的休養生息時期，農業經濟始終保持著危如累卵的狀態，如此情形已經持續了幾千年。
這種狀況，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黃宗智教授稱之為“沒有發展的增長”：產量增加源于不斷投入勞動力，而不是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所以這種增長不可能持久。師兄盡管不是農民，卻受制于農村的生活，尤其在90年代初期，他的工資由鄉政府發放的時候。只要“沒有發展的增長”這種狀況不改變，不管師兄或駱駝祥子多么強調自己是超人，也有繃不住的一天。這不是虎妞使然，而是經濟規律使然。
經濟學家看待工業化之前的農業，著眼于人口與產出的關系，術語稱作“馬爾薩斯陷阱”。道格拉斯·諾斯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創始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覺得，西方的崛起意味著制度終于調適到了某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更少的土地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17世紀的荷蘭率先做到了這一點，隨后是英國，它們憑借的是商業和工業革命，毫不奇怪，這兩個國家都有人多地少的問題，而土地較多的法國和西班牙因為動力不足，擺脫馬爾薩斯陷阱的時間晚了兩個世紀。
作為一個中國人，看到這里，我感到非常痛心。因為在法國和西班牙逃離馬爾薩斯陷阱之后又過了兩個世紀，且承受了歷史上空前絕后的生育管制，中國才看到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照諾斯的說法，造成這種局面，人口本身不是問題，制度才是關鍵。
我讀到的第一本社會學教科書是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又名《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本書是1938年寫的，我讀到的時候恰逢此書寫成60年，看完后心情很黯然，覺得中國農民的生活和60年前毫無區別———也許更辛苦一點。后來湖北有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當時的總理朱镕基寫了一封信，信里描述了一幅非常悲慘的農村景象，并且總結說：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如果和費孝通的著作做比較，這封信沒什么學術價值，但很有道德感染力。從諾斯的角度看，中國農民的悲慘境地乃是制度使然；他們遭到了有組織有預謀的剝奪，但既不能逃進城市，也不能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得到補償，因為這個制度不允許人口自由流動，還抑制創造性勞動。這不是改善官員的道德品質可以解決的問題。
《中國農民的生活》其實是費孝通的博士論文，因此寫這本書時他還很年輕。在該書結尾部分，費孝通表達了自己熱切的感情，希望國家能夠強大起來，以便造就一個統一的市場，農民可以自由流動到城市和工業部門，早日擺脫岌岌可危的貧困生活。這種感情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是很常見的。從好的方面說，他們在道德和情感上和農民聯系得很緊密。從壞的方面說，知識分子寄希望于強大有力的政府會解決中國農民的生存危機，最后發現自己不過是緣木求魚。
如果官僚手中的權力不受制約，國家就會變成農民的敵人，甚至是一切有志于改善個人生活的中國人———比如我的師兄———的敵人。整個90年代，有一個噩夢始終追隨著師兄，那就是他隨時可能重新淪為農民：一次婚姻、一次教學事故，都可能中止他。這種恐懼正是那套心靈雞血命相學的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