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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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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對全球而言，還是就中國發展而論，未來將會有更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中。如何讓城市發展更可持續將影響人類生活的未來。我國在經歷了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之后，城市如何更具彈性和包容性地發展，如何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將成為關鍵。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也是當今世界各類要素、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作為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環境改善等不同領域的載體，城市一直處于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最前端。
“未來20年，中國在城市地區居住的人口將達到80%左右。如此多的人口不斷向城市聚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無疑變得更加重要。”在日前舉辦的第二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說。
論壇上，來自聯合國人居署及20多個國家的政府、智庫及企業代表，圍繞“城市變革與發展”的主題進行了深入交流。當天，論壇還發布了《國際可持續發展試點城市導則》以及《城市可持續發展框架》（中文版）。
城市是可持續發展載體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歷了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中國的城鎮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到20%迅速提高到去年年底的58.52%。
對此，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表示，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對土地空間、住房、就業、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需求也急劇增加，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城市居民的福祉，也給全球環境可持續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事實上，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都經歷了快速城市化的進程。據聯合國統計，1950年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約30%，2018年城市人口已占到世界人口的55%，預計到2050年將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為此，聯合國于2015年9月舉辦了可持續發展峰會，各國領導人一致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未來15年世界各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國際合作指明了方向。
徐林表示，“十三五”規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順應了可持續發展的時代潮流，與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的“人類、地球、繁榮、和平、伙伴”五大理念相融相通。
他指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永恒的議題，應努力通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來謀求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各國政府及城市應深度開展世界各國之間的具有共贏性質的合作，為加快實現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而全力以赴、共同行動。
“目前，世界各國處于城市化的不同階段，既有城市化率高達90%的現代化國家，也有城市化率不足20%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水平的差異帶來了未來合作的廣闊空間。”彭森說。
提升城市彈性和包容度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不要小看這句話，它是經過多年的爭論、實踐、討論，最后得出來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楊保軍說。
楊保軍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大體可以分為3個階段，即發展初期的結構效應、發展中期的規模效應以及未來的分工效應，“所謂結構效應，就是通過人口、土地等要素投入獲得的發展紅利，而規模效應則強調產業的集聚，但過度的集聚同樣帶來環境的問題。下一輪發展的效應從哪里來？我認為，是通過城市群發展而獲得的分工效應，分工能夠提高效率”。
“凡是呈現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城市群，都可以健康地發展，而且彈性和包容度都比較大。凡是中間斷檔的，發展就會存在一定障礙，所以我國城鎮化一直堅持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這一方針。”國務院參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仇保興說。
仇保興將長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做了一個比較：長三角城市群有一個中心城市上海，有人口達到300萬人以上的杭州、南京等大城市，還有蘇州、無錫、常州、寧波、溫州等中等城市以及大量的中小城市，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的城市群，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經濟活力及區域協調發展都能順利實現。相反，京津冀城市群中除了北京和天津兩個大城市外，中間城市出現斷檔，資源向北京和天津單向聚集，二級城市和大城市之間不能形成有效反饋。
“城市群是重要的發展方向，但是不能夠籠統處置。”楊保軍表示，國家發展改革委提出未來我國將重點打造19個城市群，這些城市群的發展程度不盡相同，需要有針對性地分類施策。
對于像長三角、珠三角這樣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城市群，如何進一步提升協調發展水平？仇保興強調要從4方面發力：一是基礎設施共建，實現互聯互通；二是生態環境共保；三是資源共享，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的共享；四是支柱產業共塑，只有產業梯度分布合理了，整體的創新能力才會提高。
扭轉“重物輕人”思維習慣
“關于城市改革發展的話題有無數個，但是有一條，解決人的問題才是根本，才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說。
李鐵指出，如何增加城市發展的包容性，讓更多的人參與城鎮化這一偉大事業，是每個城市面臨的問題，“城市建設要扭轉‘重物輕人’的思維習慣，僅有好的基礎設施還不夠，為‘人’服務才是核心”。
這一觀點得到了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的認同。他表示，我國目前仍是中等收入國家，但已呈現出未富成本升高的狀態，其中人力成本的大幅上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只讓農民工進城干活，不讓他們在城市落戶，表面上看降低了城市的公共服務費用，但助推了全社會人力成本超階段快速上漲，對保持競爭力十分不利。
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宏觀背景是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大幅度減少，應對策略之一是要擴大勞動人口數量，實現路徑是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
“中央提出到2020年落戶1億人的目標。但現在這個目標落實并不順利。為此，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楊偉民表示，擴大勞動人口數量不是說要增加每一個勞動者一天或者一周的勞動時間，而是要增加勞動者一生的勞動時間，這對中國非常有益，“但不少農民工40多歲就回鄉了，減少工作近20年，這是對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也是當前中國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結合點。正確的城鎮化政策，既能擴大有效投資和消費需求，也能促進空間結構、經濟布局、人口分布的結構性改革。”楊偉民強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