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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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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以北京和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控制人口，以武漢、杭州、成都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競相出臺吸引人才的政策。在這兩種相反的政策之下，人口圖譜出現了哪些新變化？雖然新一線城市吸引了一批年輕人，但是這些地方真能留住人嗎？
“偉大的城市吸引有抱負的人，城市在通過幾百種方式向你傳遞著信息：你能做得更多，你應該再努力一點兒。”
北漂的朋友圈里，經常在深夜刷屏的是美國投資人保羅·格雷厄姆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談到城市對人的影響，列舉了波士頓、紐約和舊金山的例子，結論是“在每個時代里，大多數做出大事的人都扎堆在少數幾個地方”。
近兩年以北京和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控制人口，以武漢、杭州、成都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競相出臺吸引人才的政策，各媒體平臺上出現了很多新版“逃離北京”的故事。2017年，這些城市人口發生了哪些變化？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一批近兩年離開北京的年輕人，并梳理了最新發布的城市人口增量數據發現，2017年北京、上海、天津的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同時出現下降，其中北京常住人口減少2.2萬人，戶籍人口減少2.7萬人。
在京滬嚴控人口的大背景下，廣州和深圳常住人口在2017年分別新增45萬、62萬左右，杭州和長沙的增量均超過20萬。3月21日，北京發布《關于優化人才服務促進科技創新推動高精尖產業發展的若干措施》，展示了北京也希望納才的姿態。二線城市能留住人嗎？在地方強勢的人口政策調控下，人才和產業會如何流動？
那些離開北京的年輕人
上海交通大學青年學者陸銘《大國大城》提出跟“逃離北上廣”相反的觀點，城市更大的人口密度，彰顯了規模經濟的優勢，人口必然向大城市集中。
逃離一線城市的提法已有很多年，這兩年會有變化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十余個離開北京的年輕人，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否還會回北京”。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在北京生活十余年的陜西籍青年設計師，前兩年他從北京去武漢創業，開了自己的設計公司，一年后創業失敗回到北京，最近他又去了香港。3月22日，這位30歲的設計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武漢不適合他的創業方向，在北京他也沒有戶口，最近剛結婚，準備將來定居深圳。
其他選擇去武漢和杭州的年輕人，有一半提到如果有好的機會，還會再回北京。從北京知名科技公司跳槽去杭州的張默（化名），去了一家中等規模的電商企業負責公關，收入跟她在北京的收入基本持平，生活質量卻明顯比北京提高了。
不過，她還在努力適應杭州的工作節奏，北京的同事們更專業，工作不順時，她還是想回到北京，做文化、人物記者出身的她，想念北京的那些有趣的朋友們和文化資源。
張默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杭州環境好，壓力較小，各種成本相對低一些。但是整體的資源、人才、格局等各個維度，從發展層面沒法和北京比。而且城市硬件不如北京便捷，軟件層面不及北京豐富。
幾位去深圳的年輕人，已經沒有再回北京的念頭。其中一位中科院計算機所畢業的85后博士在深圳落戶，新出生的寶寶也落戶深圳。另一位北大金融碩士畢業的85后，在妻子懷孕后，意識到房子和戶口的緊迫感，果斷選擇了去深圳。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深圳沒有北京做生意的氛圍濃厚，但不考慮再回北京。還有一位海外名校回國的男生，問他為什么離開北京去深圳，他的答案是“有戶口、錢多”。
記者采訪的人中，多是85后年輕人，國內985高校畢業或者海外留學背景，工作后趕上了北京嚴控人口，戶口遙不可及，眼看又到結婚生子的年齡，他們都選擇了從北京南下深圳，或者其他新一線城市。
北京某重點大學經濟學教授跟記者談到“推薦學生去哪里就業”的例子。在他看來，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講，房價越高的地方，比如北京，是資源最聚集的地方，越適合想上進的年輕人。但現在他發現，學校的很多年輕老師都解決不了戶口，也解決不了房子，所以南方二線城市也是好的選擇。
城市人口圖譜大變局
3月下旬，國內部分城市發布了2017年人口變化數據。
其中，北京出現了2.2萬常住人口減少的小幅下降；2017年末深圳全市常住人口1252.83萬人，比2016年增加了近62萬人；2017年末，廣州常住人口1449.84萬人，比上一年增加了45萬人以上。
很多學界人士和投資人看好深圳，理由之一是深圳跟北京、上海提出了相反的人口政策。
從國外的大城市變遷來看，城市的崛起跟人口流動密切相關，人口流動的變化，也刺激了城市的分化。上個世紀80年開始，中國農村人口開始向城鎮流動，1992年后進一步加快，以北京、上海等為代表的城市迅速集聚人口。
2015年前后，北京、上海嚴控人口的政策加劇，深圳、廣州以及廣大二三線城市陸續打出了“搶人”的口號。2017年，武漢打出“大學生8折買房”的概念，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提出，力爭5年內一百萬大學生留在武漢。2016年武漢常住人口增量15.85萬人，2017年的數據暫未更新。
目前，已經發布了人口數據的杭州、鄭州和長沙，2017年常住人口增量分別在21.34萬、15.5萬、27.29萬，寧波常住人口增長了13萬，西部的成都和貴陽分別增長了12.67萬和10.52萬人。
武漢某醫療大數據公司的董事長羅斌發現，以他從事多年地方醫療大數據平臺建設的經驗觀察，這兩年武漢醫院看病的年輕人在增加。當然，不排除很多疾病在年輕化，但城市常住人口年輕化也是新變化，某些老齡化加劇的城市，看病的大多是老年人。
北京減少的2.2萬常住人口，是否表明這兩年逃離北京去二線城市的人在增加？陸銘否認了這個邏輯，他認為政策對人才自主流動的影響沒有想象的大。
羅斌聊到他在招聘中的感受是，真正的高端人才，比如海外高學歷科技人才，二線城市并沒有明顯增加，普通本科生倒是有增加。
記者在采訪過程也發現，一些前沿科技領域的人才，回國首選還是北京，一位剛回國正在物色百萬年薪圖像識別領域工作的名校博士說，如果回老家中部省會，沒有高薪也沒有專業配套，他沒有考慮過北京以外的國內城市。
高端人才哪里都缺，今年3月初，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在其北京分公司接受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提到，對去年的招聘不滿意，納才的錢還沒花出去，當下還缺少人工智能領域的高端人才。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也發表了同樣的觀點，缺少高端人才。
對于二線城市來說，現在正是引進人才的機會。58招聘研究院院長李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短期來看，人才政策中的住房、安家費補貼都還是有吸引力的，特別是像武漢、西安這些本身高校多的城市，有利于留住大學生人才。
對于人才政策，陸銘一直在呼吁的是，政府不應該干預過多，地方政府留住的人不見得就是企業需求的人，除非按照地方產業比較優勢來配置。另外，地方補貼政策政府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去補貼大學畢業生這批潛在的高收入人群，事實上公共資源應當更傾向低收入人群。
對于人才的概念，陸銘認為，從經濟學者的觀點來看，只有勞動力資源的概念，沒有人才的概念。越是大城市，越是需要兩端的產業，包括高精尖的產業和一些配套的服務業。如果城市只是留住大學生，沒有讀過大學的人因無法享受均等公共服務而離開大城市，是不對的。
二線城市能留住人才嗎
2018年初，一篇名為《我賣掉北京500萬的房產，在老家生活的這兩年……》的文章在各大平臺里刷屏，講述了一個離京返鄉又回到北京的故事。二線城市能留住人嗎？最常見的解釋是，關鍵是看地方是否有產業和崗位需求。
在陸銘看來，即便是這些離開的年輕人，一旦北京和上海的戶籍政策放松，像國外大城市一樣做好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再嚴控人口，他們還會回來。到那時，二線城市還能留住人嗎？
根據58同城發布的2017年《中國年輕白領就業報告》，城市招聘需求排名，深圳、北京和廣州位列前三，其次是成都、上海、東莞，再次是鄭州、重慶和武漢。
58招聘研究院院長李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長期來看，地方的產業、崗位和軟環境留人最關鍵。事實上，二線城市的薪資這幾年也有增加，一些二線城市集中引進一線城市的第二總部和研發中心，也提供了一些高端崗位。成都和長沙是二線城市中人才需求很旺盛的城市，這兩座城市的互聯網經濟新業態的招聘需求旺盛。李妍發現，目前一二線城市在一些高精尖的崗位薪資上有縮小的趨勢，這也是利于二線城市留人的因素。
58集團CEO姚勁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集團正在長沙建新的總部園區。選擇長沙一方面是長沙本身的環境區位優勢，另外58的一些新項目準備在湖南做試點，比如一些下沉到農村的項目。
2017年記者采訪的北京互聯網科技公司中，很多企業都在將第二總部或者研發中心往武漢、成都和長沙遷移，企業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均提到，北京很難給員工戶口和買得起房的薪酬，人力成本越來越高，企業難留人。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武漢東湖高新區集聚的互聯網知名企業第二總部達25家。一位當地招商人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們的招商重點和過去不太一樣，主要看公司能在當地提供多少崗位，是哪類崗位。
“有了能吸納高端人才的崗位，就能留住人才，地方的創新活力就有了。”這位招商人員表示。
張開懷抱擁抱年輕人的二線城市和嚴控人口的北京、上海，未來人口趨勢會怎樣？陸銘樂觀地認為，一線城市最終會迫于人口老齡化等壓力，改變嚴控人口的局面，人口再度向大城市聚集，二線城市是否能留住人還很難說。
3月21日北京出臺的人才政策，至少是一個姿態。有二線城市的專家和政府官員堅定的認為，他們崛起的時候來了，“不信你看房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