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佑國:倫敦的很多建筑外面都臟了、黑了,所以在倫敦出現一個運動,將這些建筑洗白。紐約的建筑歷史比較短,而中國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年久失修,比如油漆脫落等,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到底該不該維護?
埃迪·沙米爾-巴隆:事實上這個問題是長久以來的爭議話題,也是我們一直在工作中會遇到很多爭論和辯論的話題,而且從十九世紀以來,一直都有這樣的爭議。一些人認為,應該維持現狀;而其他人認為應該把這些古跡修復,修復到當年的原貌。我個人的意見是不要清洗干凈,不去管它。
韓林飛(北京交通大學建筑系主任、城市化委員會專家顧問):紐約地標保護委員會是不是列有清單,把現代最新的建筑列入里面,等將來三十年期滿之后,便于地標認定?
埃迪·沙米爾-巴隆:關于現代的建筑,事實上剛才在演講當中某些建筑保護案例,就包括最近才被認定的現代建筑的例子。我們確實也在考慮會有一批現當代建筑將成為地標,比如有些建筑是比較新的,近期也考慮要認定為地標。但是對于新型的現代的建筑,在認定的時候到底應該采用什么樣的標準,現在紐約地標保護委員會的標準還不是很完備,所以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士提供更多幫助。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我們需要考慮現代或者是后現代建筑的提名。
因為我自己是學現代建筑專業出身,每次委員會在討論和辯論過程當中,我都會就現代建筑的保護提出自己的理念,讓其他的委員也能夠了解和更能理解現代建筑需要保護。我的博士研究領域就是巴基斯坦的建筑。對現代建筑的保護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議題。現在不僅要保護古跡,也要考慮當前的建筑在未來也成為古跡的時候應該怎樣來保護。
佘依爽(《景觀設計學》雜志編輯部主任):通過太原的案例了解了中國的一些國情,那么在紐約建筑古跡自下而上的保護記憶里,對中國有什么樣的影響?每一個人應怎樣自下而上發揮對城市建設的情懷,把自己身邊環境歷史性傳承下來?
埃迪·沙米爾-巴隆:紐約的法律和相關機構的設置,如果沒有自下而上的市民或者說個人的推動,包括他們的抗議或者游行,今天也不可能存在上層結構。比如剛才我們也談到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賓州火車站事件以及公眾的抗議,尤其是二十世紀早期的時候,激進的改革主義者在推動古跡保護方面的工作。
整個美國的歷史進程從古跡保護的角度來講,就是自下而上推動形成的,尤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個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現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定義古跡保護要最關注哪一領域,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可實施性,以及古建筑新建筑之間的關系都是大家討論的熱點。但就紐約的古跡保護來講,這些主題還沒有真正融入進來。所以現在這些有積極思想的個人又開始進行游行,搞很多大型的活動,想要把這些理念融入到古跡保護里面。所以美國古跡保護完全是一種源于自下而上的推動。
秦佑國:我們知道,圓明園前幾年在湖底下做防滲工程時,被某教授看到后,在網上說破壞生態,許多人在網上附和。所以圓明園停工半年多。開專家論證會時,出現了支持與反對兩種不同意見。
我的意見是可以做防滲。1961年,我到清華時,清華西校門外,就是我們現在開會地點那邊路的前面,有地下的自噴泉,噴出的水冬天在路邊上結成冰,圓明園里水井,水位在地面以下30—50cm。而現在地下水位是從地面往下30多米。圓明園里面有一條暗河,而且湖底的土壤也是透水的,現在圓明園要維持湖里的水面,需要京密運河供水源,供過來的水會滲漏,所以就需要做防滲層。做法是把上面原有的種植土挖掉后移到邊上,然后鋪上防滲層,再把原來的土鋪上,照常種藕長荷花。
這個工程停了半年以后,交給清華大學做環境評價,經過多個院系的評估論證,防滲層工程繼續,事實證明效果很好。
所以我覺得綠色、生態……所有這一切我都贊成,但一定要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我在德國就發現小區園子里能維持一塊湖水面,其實他們下面就都有防滲層。因為水是資源,我們不能讓它白白流失。
對于黃海波記者介紹的正在做的這件事,我希望做長期調查時,不要先入為主,設定自己的一種觀點和想法,否則只會聽你喜歡、想聽的話,而不喜歡聽到不同的意見,應該非常理性、客觀,實事求是地對待。一旦預設,往往就會陷入自我中心。如果真要采訪,我建議可以采訪當地政府主要負責人,聽聽他們的看法。
對于黃記者在做的這件事,我認為我們需要做的是引導,而不是制定讓別人來遵守的規則,因為對方住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這是他們的認知問題,我們不可能代替。
埃迪·沙米爾-巴隆:非常高興您剛才提到湖底防滲的項目,也非常感謝剛才的問題,非常有意義。下次有機會的話,我會向大家介紹另外一個保護的工作,涉及到后工業時代城市的保護,像底特律和新奧爾良等這些城市,當然也會保護歷史和文化建筑,這只是很小的一方面,對其修復更多的是對城市進行重新定位,進行綠色和生態式修復。比如底特律這個城市,它有一條很古老的溪流,上面全部被水泥或者是道路覆蓋。現在氣候變化大,雨水很多,對后工業城市以綠色和生態的方式建設生態設施,在公眾和保護領域都受到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