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佑國: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城市化委員會專家顧問
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建筑師大都有烏托邦的精神,他們美好的理想是能為普通的老百姓、能為公眾做一些事情。雖然現實嚴酷,但堅持就是勝利。
讓我們先看一些歷史圖片: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之時,煙囪冒著濃煙,工人的住房很簡陋,污水明溝排放;倫敦的貧民窟擁擠,沒有陽光。
印象派畫家莫奈1903年畫的《晴天下的滑鐵盧大橋》這幅作品,蒙朧的景色實際上是霧霾天氣,遠處的大煙囪正在冒煙,點彩派畫家修拉畫的《阿涅爾河岸的浴者》也有大煙囪冒煙。一般我們欣賞畫時不注意,以為是印象派畫的蒙朧風格,但是如果對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實際照片,我們就能明白。
所以到20世紀20年代發展起來的“現代主義建筑”就強調充足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圖中這些現代主義建筑就是為了滿足這些要求。讓普通民眾也能有良好的居住條件,成為建筑師的理想,就是烏托邦精神。
二戰后,法國建設了一座馬賽公寓,它的設計者勒·柯布西埃就是一個有烏托邦思想的建筑師。當時法國戰后重建部部長邀請他設計一座由政府撥款建設的供平民居住的大型公寓。
柯布西埃以“理想居住單元”的理念,很費心思地設計了23種不同的戶型,從單身住戶到8個孩子的家庭,共337戶,可供1600人居住。在第7、第8層布置商店和公用設施,幼兒園和托兒所設在頂層。屋頂上設有兒童游戲場、游泳池、健身房和200米長的跑道。
馬賽公寓在決策、設計和建成使用過程中都存在過爭議。我1999年去參觀,顯得破敗,沒有什么人進出,居住的是窮人和老人,其間的商店都關門歇業。但無論從建筑還是從社會來看,留給歷史的都是一個杰出的嘗試。
我曾在地攤上買到一本美國中學的教科書《Cities and Suburbs》 ,里面提到了印度的昌迪加爾。當年印度總理尼赫魯邀請勒·柯布西埃規劃設計昌迪加爾新城。教科書里寫道:“因為印度夏季炎熱,所以建筑師在設計住宅時,在外墻上留了一些洞,這樣可以使空氣流動起來。但是這樣一來,路上的人可以聽到室內住戶的談話。于是昌迪加爾人生氣了,把外墻上這些洞堵上了。書中發問,為什么昌迪加爾人生氣了?為什么建筑師的理念沒有得到很好的反應?從這個故事中你對城市規劃學到了什么?”
此外還有一個日本裔的美籍建筑師雅馬薩奇,1951年在圣路易斯設計建設了 Pruitt Igoe街區,有33座高層公寓,容納2800戶的廉租房建筑群,這源于美國政府在1949年發起的住房運動——政府出資為低收入人群建造住房。
在建筑形式風格上,他采用當時流行的現代主義,簡單的“方盒子”,造價低、施工快。他在功能布置上,增加了社區交流的公共廊道,以期居民之間可以駐留交談。雅馬薩奇的設計在1951年獲得了美國建筑師論壇雜志“年度最佳高層建筑獎”。
但建成后不久,“混合居住”導致最初的白人住戶開始搬離,接著它很快變成了令人絕望的高犯罪率危險街區,建筑師設想的公共交流的連廊成為搶劫和毒品交易的場所。1972年3月,圣路易斯市政府將其全部炸毀。
Pruitt Igoe街區和同期其他代表性項目的失敗,背后是非常復雜的社會學問題。建筑師美好的烏托邦夢想遭遇到嚴酷的現實,總是以現實“超出”夢想而告終。
英國在二戰后也為平民建設了社區住宅,這雖然解決了住房問題,但是造成了人性化的居住氛圍缺乏,有點冷冰冰的感覺。所以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新都市主義,實際上是回歸田園、回歸人性化的鄰里交往。
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北京的四合院搬進了更多住戶,一家一戶的獨院變成了大雜院。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非常關注舊城改造,從1987年到1990年,在菊兒胡同用中國傳統形式蓋成三層樓來解決大雜院的問題,叫做“有機更新”,并于1993年獲得聯合國人居獎。但是到上世紀九十年中后期以后,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居民置換:因為這個地方房價上升非常快,價格高企,所以原住居民將房子出售,離開了,富裕階層進入。這種居民置換是一個新的社會問題。
今天新時期、新一代的建筑師,他們在原來的大雜院又做了試驗。在不改變房屋外觀的前提下,往地下深挖了四米八,拆除屋頂舊的房架,用斜坡平板做屋面,保持屋頂外觀和檐高不變,形成上下兩層通高加兩層局部夾層的內部空間,居住面積比原來單層平房大大增加。改造的另一個特點是,在第一層保留了院子,周邊是7家住戶,地下也是院子,用上面的光井來采光。我參觀后覺得,原住民回遷入住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出售,或者將其改造成公寓旅館。所以這又是一個居民置換問題。建筑師是無奈的,六名建筑師自愿無償來設計,而且非常投入,但是將來的結果如何,難以預期。
菊兒胡同
目前的中國,高層住宅到處都是。這里除了某些地方政府要展示政績之外,部分老百姓也愿意住高樓,感覺住進高樓社會地位就提高了,以至于一些小縣城也熱衷于蓋高樓。我對某些地方政府的領導一再表示,高層住宅在還沒有入住的時候好像是政績形象,一旦入住,十年之內就會成為城市形象負擔。武漢、重慶的高層住宅住成什么樣子?別說是國內的大城市了,即便是城市管理非常嚴格的新加坡,也阻擋不住掛“萬國旗”(伸出桿子晾衣服)。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電梯問題。北京某些高層住宅樓的電梯,十年剛過就出現問題,然后全部更換。將來某些小縣城的住宅電梯,誰來出錢更換?
對于城市的違章建筑,不僅北京有,上海、深圳、香港、臺北等地都有,這是城市發展中的一個問題,一時難以解決。
中國這些年來發展很快,尤其是江浙一帶的農村,現在已經建設得很好了。在這樣一個情況下,這樣的鄉村還要撤村并鎮、農民上樓嗎?這些地區的某些農村與德國和奧地利的農村相比,房子并不差,差距在樹太少,環境和基礎設施差。
我相信,再過幾十年,中國發達地區的農村也能發展成像發達國家農村的樣子,但是不能瞎折騰,要遵循規律地發展。
我們要審慎地研究中國的國情,探索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道路。如果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我們一個十幾億人口的農業大國,從農村貧窮的情況下,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也逐步發展,但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又避免了“拉美化”,也就是避免了大面積貧民窟的出現,這是中國為人類歷史做出的最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