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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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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到2015年中國人均GDP已經接近8000美元，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如果假定中國未來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維持年均6%的增長率，10多年后我們人均GDP將會達到1.5萬美元以上，基本進入中高等發達國家水平。據研究結果可以預測，15年之后中國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的概率大約為65%。
那么，為什么有的國家能夠順利步入發達國家，有的國家卻無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呢？我認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社會流動性。政府規模過大、勞動收入比率過低及收入分配不均等問題，這些都是靜態的不平等，不算太可怕，可怕的是社會流動性低、社會利益結構被固化，這將造成動態的不平等，也必然會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停滯。
社會流動性具體指的是什么呢？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對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響程度，這種影響程度越高，社會流動性就越低。通俗地說，社會流動性低就是所謂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社會流動性高就是所謂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舉例而言，設想有兩個社會，第一個社會貧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數只有0.25，但沒有社會流動性，父輩富則子輩富，父輩窮則子輩窮；第二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數高達0.45，但社會流動性很強，無論父輩條件怎樣，所有年輕人都有成功的機會。這兩個社會哪個更有活力？當然是后者。這就是靜態和動態不平等之間的差別。
我們為什么如此強調社會流動的重要性？這是因為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是維持長期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只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才能保證動態的機會公平，調動社會上所有人的積極性，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努力工作，積極創業和創新。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以后就進入了效率驅動階段，在此階段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激勵人們進行資本投資，人們是否愿意學習、得到教育和培訓，以及是否愿意尋找一切機會去改善自己的處境，這是決定一國經濟效率的關鍵因素。要讓所有人有這樣的積極性，就一定要給他們希望和機會，讓他們產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預期。因此，高社會流動性是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這是最樸素的道理。
經濟增長跟社會流動性有非常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一國社會流動性越高，對應的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拉美國家普遍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流動性低。秘魯、智利和巴西的代際教育相關系數都超過0.59，這意味著如果父輩受不到好的教育，那么子輩也很難接受良好教育。而大部分發達國家代際教育相關系數都低于0.5，美國為0.46。歐洲一些國家都是0.3左右。一定的代際相關性是必然的，但過高的相關性則是社會利益結構固化的表現，它所導致的社會扭曲阻礙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最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理論上看，為什么進入中等收入以后就容易引起社會流動性的下降呢？這是由于當一國經濟從貧困擺脫出來之后，經濟增長必然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時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還沒建立起來，同時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博弈中，政府還無法扮演一個公平和中立的角色，這導致一部分精英階層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為自己謀求利益，阻礙了社會流動機制的確立和完善。此外，當一個國家經歷要素驅動的發展階段期間，社會流動性一般比較高，對于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趨勢和社會結構的固化認識不夠，難以形成關注社會流動性的共識。
通過以上的理論和實證分析，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不是某些經濟結構的變量，而是保持一個合理的高社會流動性。一個社會進入中等收入后，最可怕的不是靜態的不平等，而是動態的機會不平等，是社會結構的固化。只有保持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才能保證動態的機會公平，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使得經濟在效率驅動階段仍然能持續增長。
（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