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學界當前的熱門話題之一。2012年以來,中國GDP增速逐年下滑,很多人擔心,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關鍵要靠是什么?
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當一國人均GDP邁過3000美元之后,如果不能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及時轉換,有可能長期停滯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墨西哥、阿爾及利亞和秘魯等,只有少數國家能夠持續增長,長驅直入進入發達國家,例如日本和韓國。
一般來說,可以把經濟發展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階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第二個階段是效率驅動階段,人均GDP從3000美元增長至9000美元;第三個階段是創新驅動階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階段。在要素驅動階段,市場機制能夠發揮基本作用,人們有錢就進行生產性投資,有強烈的工作意愿,提供基本生產要素的積極性能被激發出來。只要宏觀經濟和政局穩定,有良好的基礎設施,處于這個階段的國家大多能擺脫“貧困陷阱”。這些基本條件比較容易滿足,所以大部分國家能夠達到中等收入。
在效率驅動階段,不僅需要調動要素所有者增加供給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時還要對生產性要素進行長期投資,以提高要素質量。實現這種結果的前提是,市場機制要充分發揮作用,特別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要極大地調動起來。在創新驅動階段,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源泉來自創新活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活力。美國、日本和歐盟許多國家目前都處于這個階段。
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正處在效率驅動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改變,才能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否則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因素可能讓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經常被強調的是,中國面臨各種各樣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消費不足、勞動收入占比太低、收入差距大、工業比重過高、投資比例過大、對外依存度過高等等。這些問題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我們更需要弄清楚,哪些問題是根本性的問題,是問題之源,哪些是表象性的,是問題之果,哪些問題是可以調整的,哪些是無法調整的。比如,中國目前儲蓄率太高,但日本、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儲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經濟增長率降下來之后,儲蓄率自然也降低了。所以,高儲蓄是伴隨高速經濟增長而產生的現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現在中國即使想調也調不下來,而等經濟增長放緩之后,想提高儲蓄率反倒是很困難的。
現在人們非常關心四個問題,都與中國面臨的矛盾和挑戰密切相關。一是政府規模問題。政府規模應該適度,政府規模過大會對經濟增長起反向作用。近幾年中國政府規模增長很快,行政管理費用尤其增長迅猛??紤]到政府部門的財政收入和各種收費,廣義的政府稅費占GDP的比重已達到很高水平,而且政府支出結構也有諸多問題。二是收入差距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按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比照國際標準,貧富差距的確較大,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
第三,教育水平與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相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水平,中國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國際范圍內算是較高的,反映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第四,如果以預期壽命作為國民健康的衡量指標,國民健康與經濟增長也存在正相關關系。相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水平,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也是比較高的。
為什么有的國家能夠順利步入發達國家,有的國家卻無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中國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要加強社會流動性。社會流動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對下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響程度,影響程度越高,社會流動性就越低——通俗地說,社會流動性低,就是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社會流動性高,就是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政府規模過大,勞動收入占比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這些問題主要體現為靜態的不平等,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會流動性低、社會利益結構被固化,這將造成動態的不平等,有可能導致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
(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