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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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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稱，在中國的“朝圣地”中，小崗村是與眾不同的。小崗村曾經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方之一，如今在果園和麥田之間矗立起了一座水泥大門，上面寫著“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一條筆直、平坦的道路直通村里。
據英國《金融時報》網站7月25日報道，中國支持農村土地流轉創建現代化農場，但也維護土地集體所有制，“這一明顯的矛盾揭示出了中國土地政策的核心問題”。
報道稱，如今，中國農村正站在十字路口。集體耕種在30年前就已經結束了，但是土地仍然歸國家所有。約有7億中國人放棄了種地為生而進入城市，留下年邁父母繼續在數百萬塊散地碎田上耕種——通常依靠純體力勞動。
中國需要更少數量但更年輕的農民、更少數量但更大規模的農場，來供養這個現代化經濟體的13億人口，同時也需要為數以千萬計的農村老齡人口提供支持，小崗村提供了多種截然不同的實現這些目標的模式。“二三十年后，誰還會去種地？”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鄭風田教授稱，“再過十年，就沒人種地了。”
報道稱，那些“倘若在城市里的工作干不下去了，農民工還有土地作為依靠。”的想法已經過時了。資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征收土地后再轉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工廠主、甚至農業企業，而農民對此毫無防備。在中國快速完成工業革命后，多達1.2億農民工已無地可回，35歲以下的農民工多數沒種過地。
“如果沒了土地，一個老農民的心就沒著沒落的。但我的兒子卻完全不同。他甚至不知道什么莊稼該種到哪里，”一位曾經的農民表示。
盡管中共贊許小崗村村民分田到戶的舉動，但是政府拒絕將農村土地所有權合法化，農民不能隨意買賣土地。一些人認為，之所以實施這些限制，是因為如果農民可以買賣土地，會有太多農民出售土地，可能導致數百萬失去土地的農民涌入城市。
村民的商業頭腦
報道稱，許多小崗村人到沿海工廠打工，楊玉兵就是其中之一。6年后，他“厭倦了打工”，回到了家鄉，他或許展現了中國未來土地整合的一種模式。
除了屬于大型國有農場的大片經過開墾的“荒地”以外，農村土地在法律上由村集體所有，實行家庭承包。他們擁有30年使用權，平均擁有6-10畝土地，通常分割為5個或以上的獨立地塊。楊玉兵與多個鄰居簽署協議，購買了后者的土地經營權，種植了28英畝谷物——中國政府在2008年允許土地經營權流轉。安徽省近半農地通過這種方式“租了出去”，但楊玉兵表示，要實現機械化耕種就需要有更大規模的農田。他說：“未來，土地有必要整合到少數人手里。”
支持土地所有權的改革人士認為，隨著他們的鄰居日益年邁而無法勞作，像楊玉兵這樣的農民將會逐漸擴大規模。中國科學院（CAS）的農村問題專家黃季焜估計，在全國范圍內，5%的農民耕種著20%的土地。
報道稱，但存在一個問題。楊玉兵相信，種植33英畝以上土地就得雇傭工人和租用設備，但他對土地的控制很弱。他的鄰居可能會向其他人出租經營權，或者土地在30年經營權到期時被重新分割。
經營權流轉每年只需要花費大約92美元/英畝，因此與買地相比，這種機制允許楊玉兵和他的鄰居們用更少的資本整合更多的土地。這很不錯，因為他們沒有很多資本，原則上農民可以向農村合作社貸款。最近的改革允許銀行以累積的土地權利作抵押放貸，但在實踐中，農業企業規模小，而且缺乏正規經營經驗，這讓銀行往往不愿發放貸款。
訾慶順是中國新一代農民中的一員：資本企業家。他在中國創建大型農場的想法被心急的官員所青睞。
訾慶順表示：“農民需要被慢慢地趕出來，成為勞動力的來源，”解釋了像他這樣的商人為何要推動中國農業現代化。他傾向于雇傭那些“流動收割隊”的農村勞力，而不是將土地租給他那里當地老人。那些“流動收割隊”隊員每天的工錢更高一些，但往往技術更為熟練。
他說：“中國農業發展剛起步。它需要由企業而非政府推動。就規模和規劃而言，美國的昨天或者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社會主義新農村
報道稱，“資本企業家”利用集體土地開辦農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既滿足了國家建設更大農場的目標，也為身體虛弱無法耕種的年長村民提供了雖少但穩定的收入。
出租土地的收入、較為輕松的工作，以及“那塊地依然是我們的”這種想法贏得了圣田的雇員張立昌的支持，他極為傳統的父母高興地簽字同意把他們的土地出租給訾慶順的藍莓農場使用。“這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他回憶“如果是要失去土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不可想象的。”
現在，像訾慶順這樣的企業家可以直接和村集體就更大片的土地協商達成多年合約，以實現規模效應。但從更長期來看，他們受到無法獲得直接土地所有權、負有持續支付數千塊小塊土地的租金的義務等限制。訾慶順說，他的桃樹林是50年投資，遠遠超過他承包的30年土地使用權的期限。“這讓我感到焦慮，”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