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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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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滴滴司機差評就應該被黑嗎？！”7月10日下午，廣州某高校大三女生小敏在微博上質問道。7月9日晚，小敏給乘坐的滴滴快車司機打了差評后，該司機編造與小敏開房的信息，發布在廣州某黃色網站，并公布了小敏的手機號碼和微信頭像。兩天內，小敏不斷接到騷擾電話和微信好友邀請，不堪受擾的她已向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報案。（7月12日南方日報）
一言不合，挾私報復。看起來是橫流的戾氣，說起來還是罰則沒脾氣。盡管滴滴已經對車主進行了永久封禁處理，并將其賬戶凍結；但，此事的性質顯然已涉嫌違法，而不只是“家規伺候”那么簡單。
網約車“入戶”門檻低，遇到一兩個奇葩司機也是概率上的常事。差評沒錯，報復無理。但，這個問題，看起來不是網約車平臺能紓解的癥結。既然約車要留號碼，個人信息等于暴露給了承運方，但眼下手機號基本實名制，如果號碼被濫用，捆綁在一起的諸多個人信息權益都可能被戕害。這個時候，僅僅指望網約車平臺來保障乘客合法權益，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類似麻煩，早已在網購事件中輪番上演——給店家差評被報復到人命關天的慘烈，也不是沒有先例。電話辱罵的、短信炮轟的、詛咒恐嚇的，就更是司空見慣了。問題是，違法報復者的下場都“罪有應得”了嗎？這就像朝令夕改的“取消公務員雙休”之地方性紅頭文件，你方唱罷我登場，最后，大不了取消了之，誰還會對法令有敬畏？網約車司機之所以膽敢“差評掛黃網”，說到底，就是因為在法治框架內，差評報復性行為多被解構成“鬧劇”，而沒有真正站在被害者人身權益的高度去審視。
在這個問題上，兩方責任是板上釘釘的：一是平臺方。既然差評有如此風險，從技術手段上說，莫非不能將給予差評的用戶“保護性處理”？比如從程序上差別化設計，讓差評內容“賣家不可見”，或者單獨開列匿名性的“用戶差評榜”——既能達到警戒經營者的目的，又能保護投訴舉報人的權益，這是多難的事呢？二是執法部門。用戶差評之后遭遇的報復性行為，其實已經跟“因何差評”沒有多大關系，商家在叢林法則下選擇的所謂私力救濟，基本走的多是威脅恐嚇、人身傷害路線，遺憾的是，類似報復行為很容易被地方執法部門界定為“小惡”，各不重視，愈演愈烈。有個細節耐人尋味，“差評掛黃網”事件中，據說“警方兩次撥打黃師傅的電話，要求他到派出所協助調查，黃師傅雖然嘴里答應了，但都逾時未到。當警方第三次打過去時，他已關機。”執法者如此“人性”，作奸犯科者自然“任性”。
值得警惕的是，“差評掛黃網”事件被不少人關聯成網約車原罪，認為這是粗放的網約車管理才帶來乘客差評受傷的問題。這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誤會。網絡差評的風險大小，在于平臺方對程序優化的重視程度，更在于法治環境對違法行為的規制力。在網約車條例呼之難出的當下，約車約出的問題，還真不能一棍子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