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快報》報道,廣東在今年元旦開始實行“全面二孩”政策,在23日廣東省政協(xié)分組討論時,省衛(wèi)生計生委主任陳元勝透露,預測與現(xiàn)行政策相比,2016年到2020年戶籍人口每年多出生15萬人至18萬人,其中2018年可能多出生27萬人左右,達到峰值,之后逐年遞減,到2030年時,每年可能會多出生12萬人至13萬人。他略顯擔憂地說:“調查顯示,現(xiàn)在80后、90后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強烈。”
這種看法,與此前官方的說法是一致的:我省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會有所提高,但可以穩(wěn)定在適度低生育水平。這里所指的“適度低生育水平”,無論是預測的2016年由1.61上升至2018年1.96,還是2019—2030年保持1.91—1.96窄幅波動,都仍低于公認的人口正常更替所需要的生育率。
從近年來我國人口變化的現(xiàn)狀來看,年輕人生育意愿不高,早已是事實。比如,近日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2015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655萬人,比2014年減少了32萬人——“單獨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不升反降。雖然相關部門回應稱,是受到了生肖偏好的影響。但即便有生肖偏好的影響,其效果也不容放大。有統(tǒng)計數(shù)據作支撐,從1992年中國年出生人口降到1875萬之后,就一直沒有超過1800萬,尤其是最近十幾年,始終在1500多萬到1600多萬徘徊,根本沒有出現(xiàn)嬰兒潮。而對應的生肖偏好的例子是,2012年是中國農歷的龍年,按照傳統(tǒng)習慣,有些人預料當年會出現(xiàn)一個小的出生高峰,但當年出生人口僅為1635萬,勞動年齡人口在這一年出現(xiàn)了首次凈減少。
所以說,“80后、90后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強烈”,其實是當前或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人口發(fā)展最大的“基本面”,也是生育政策所最需要直面的人口發(fā)展形勢。然而,社會生育觀念的變遷,生育意愿的低下,有著諸多因素的形塑作用,不可能被“立竿見影”地改變。因此最切實的辦法,只能是通過公共政策的優(yōu)化去緩解人們的生育焦慮,甚至是直接鼓勵生育,來逐步提升或穩(wěn)住社會的生育率,以確保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此而言,在當下這樣一種低生育率下,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實現(xiàn)預期的人口生育率的提升,在配套設施的完善上確實需要傾注更大的投入和公共安排。正如諸多人口學者所提醒的,全面二孩政策如果實施不到位,也有可能遇冷。
任何一項政策的嚴肅性,歸根結底是來自于其對社會發(fā)展變化的回應能力。面對“單獨二孩”的遇冷,和各方調查所顯示的“并不強烈的生育意愿”,亟需剔除的一種思維誤區(qū)是,將全面放開二孩視為“妥協(xié)”,甚至認為全面放開二孩就可“大功告成”,從而忽視提升社會生育意愿的復雜程度。立足于此,生育政策的調整和完善就不應該自設前提和時間限定,而是要以人口發(fā)展現(xiàn)狀和趨勢作唯一參照。
事實上,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調整的時間跨度不到三年,一定程度上就體現(xiàn)了生育政策調整上的靈活姿態(tài)。但從現(xiàn)在種種情況來看,全面二孩啟動,顯然還非生育政策完善和優(yōu)化的終點。而在其實施階段,配套服務與改革也應迅速補上,比如計生服務如何更貼近和實在的降低人們的生育恐慌,包括生育婦女的權利保障,生育成本的合理分擔,還包括社會撫養(yǎng)費的降低乃至取消等等。總之,提升社會的生育意愿,計生服務務必向鼓勵生育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