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播放的武漢市電視問政短片,聚焦了部分村級組織軟弱渙散問題。武漢東湖風景區湖光村兩次換屆共花費40多萬元,村民紛紛質問這些錢都干什么用了。已擔任村支書10多年的李宏念在2014年再獲連任,一些村民表示不滿,還有村民反映:“李宏念曾在公開場合說:‘村支書永遠是老子搞,老子不搞兒子搞,兒子不搞孫子搞!’總之,湖光村由他們家說了算?!?/p>
自辛亥革命推翻我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以來,官員世襲制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在此后100多年的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盡管出現過短暫的復辟鬧劇,也一度有過個人崇拜之風,但是哪怕再大的“老虎”,也沒有膽子公開宣揚搞世襲制的想法。武漢這位村支書的說法無疑讓人大跌眼鏡:小小村官,有什么能量在村里搞“世襲制”,“子子孫孫都要當村支書”應該只是一句酒后妄言吧?
然而,組織軟弱渙散的問題,往往越到基層越為顯著,村官“子承父業”在一些地方真實地發生著。這些“繼承”村官職務的“村官二代”,并非靠自己的實力取信于民,而是憑借家族勢力,通過買選票、經濟脅迫乃至人身威脅等手段上位。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村民自治的美好愿景被破壞,村民的公民權利被踐踏,村里無論成文還是不成文的規矩也都形同虛設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出現村干部“世襲”現象的地區,既有經濟實力雄厚的富村,也有經濟基礎薄弱的窮村。有的“世襲”破壞了選舉的規矩,涉嫌違法;有的“世襲”則假借民主之名,行專權獨斷之實。這些村基本面貌不同,共同特點則是權力運轉的封閉——村民自治變成村支書、村委會主任的治,村民無法有效地表達、組織自己的意見,個別“愛挑事”而實際抱有政治參與熱情的普通村民,卻被村干部所打壓。
不可否認,基層治理面臨許許多多的復雜局面。比如一些鄉村地區,許多村民家族意識濃厚并日益抬頭,村民尚未形成現代的政治參與觀;在城鄉壁壘打破的情況下,一些農村地區又出現了空心村的情況,很多村民在客觀上難以回鄉參加選舉和自治,留守在村里的很多是老人與孩子……然而,這些情況都不是容忍村干部“世襲制”或者變相“世襲”的理由。其實,如果縱容“世襲”,那么以上不利于鄉村民主的因素還會更惡化,讓組織軟弱渙散問題陷入怪圈。
一些搞“世襲”的村干部經常有這樣的思維——我個人能力強,為村里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自家親戚子弟也能力出眾,所以指定“接班人”很是理直氣壯。就算這些村干部和他的親戚子弟能力出眾,但是“有能力”和通過正當合法的程序當選,顯然是兩碼事。你有能力,別人也有能力,不能因為你的能力而阻止別人施展能力。況且,在“能人腐敗”現象層出不窮的當下,單憑個人能力遠遠不足以取得村民的信任。
盡管村官不是國家公務員,但是一般人們還是將之視為村里的官員,至少他們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官員才有的公權力。那么,對村官的要求,就應該參照官員的標準來看。村官也應該具有現代的政治素養,敬畏手中這點不大但是對村民來說也很重要的權力。同時,村官決不能是村霸,對那些口吐狂言、手段毒辣的村官,紀檢監察部門應該及時介入。不管如何,那些像“土皇帝”一樣的村官,哪怕其治下的鄉村發展再好,也是不適宜留在村官隊伍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