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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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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以農民身份干“國家的活”，零距離接觸百姓，是黨和國家在農村各項方針政策的傳播者、執行者，幾乎百分之百的農村工作和他們分不開。他們是 “三 農”保持穩定不可或缺的一個特殊群體。村干的“退休”待遇鮮為人知，極少被公開討論，惟有無數“兩會”代表和委員為此寫過議案提案。剛過去的一年是廣州村 干全面換屆之年，老村干卸任、新村干入職的帷幕均已順利落下，就此起步的新村干，或許要在平凡而微小的崗位上連任若干屆。
“有些村干沒有一分錢的‘退休工資’，苦干三四十年，月補貼才150元。”這是不少村干面對離任話題時的深憂。借廣州村干成功換屆之際，記者就 他們的 離任現狀作了調查，意在通過沿海發達地區村干的離任待遇，折射中國村干的“退養”問題，助決策部門對其離任待遇形成規范機制，進一步激發廣大農村村干的原 動力。
老無所依，他邊喝酒邊哭
離任村干多數年紀偏大，身體和技能的局限讓他們很難再去打工。
89歲的從化良平村離任村干何華樹，家有三間1966年修建的土墻瓦房，每間約30平方米大。記者見到獨住一間瓦房的何華樹時，身患多種疾病且 左腿摔 殘的他正在床上呻吟，床邊放著一根拐杖和一個臭氣熏天的糞桶。兒子何柏新需要到處打零工維持全家生計，20多年沒有陪父親進廣州城看熱鬧。
何華樹早年當過20余年生產隊長，于1962-1965年當村黨支部書記，因踏實能干，有號召力，1980-1983年再次出任村支書。他育有一子四女，皆是家境一般的農民。
由于歷史原因，政府財政針對何華樹這樣的離任村干沒有相應的經濟補貼政策，他每月僅領110元養老保險金。作為生活困難的老黨員，政府從2008年起每年給他600元補貼，全年兩筆收入加起來不超過2000元。
村委會念及何華樹比一般農民還要窮，讓何柏新當上月工資700元的村聯防員。“我兩個孩子在上中學，這份工資要承擔孩子生活費，父親無法沾光。”何柏新說。
“辛辛苦苦幾十年，早晚出工無怨言，日落西山怎么辦，回頭一看直冒煙。”任從化某鎮政府主要負責人多年的一名公務員說，有位土改期間就上任的離 任村干 曾邀他一起吃狗肉，他到老村干所在的村看見，僅有一間陳舊的土墻房屬于老村干。酒過三巡，老村干一邊談往昔工作的艱辛，一邊為老無所依流淚，情景令人神 傷。后來有村干聽聞此事，編出上述打油詩志憂。
據記者了解，離任村干多數年紀偏大，連干幾屆的人臨退休起碼50歲出頭，打工鮮有人要，長年和行政事務打交道的他們，農技和體力弱化，種地又不 是別人 對手。50歲-59歲的離任村干顯得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面，因不到60歲，按規定他們無法享受政府財政發的離任補貼；另一方面，即使買有“新農村養老保 險”，同樣因不到60歲而無法享受。
“雖然也叫干部，卻不能像國家公職人員那樣有規范的離任保障，離任后若自己無錢，只能靠子女養，若子女無能，只能自認倒霉。”有村干看到部分離任同行衣食無著，難免“兔死狐悲”。
無錢可存，工資徘徊千元
2005年起，老張月工資漲到650元，去年突破千元，達1050元，但他享受這份“高薪”僅一年就離任。
“不再連任而回家不能稱為退休，若說退休則是一種褒獎。”從化的離任村支書張煥文(老張)今年62歲，曾在村干位置上干了整整15年，1999年開始做村支書，其間還有村支書兼村委會主任的履職經歷。
離任不久，老張領到由街道財政部門下發的1800元生活補貼金。負責補貼發放的人提醒，離任村干不興發退休工資，補貼按150元/月的標準一次性發完。老張馬上問“補貼為何如此低呢”，回答是“目前政策是這樣”。
“廣州城鎮平均低保標準是467元，農村平均低保標準是377元，我每天要抽一包7元的煙，何況我與老伴的月生活費至少要600元，這點補貼怎 么夠 花。”1996年老張做一般級別的村干，月工資200元，之后隨職務上升提升幾十元、近百元不等，直到2002年每月能拿400元。2005年起，老張月 工資漲到650元，去年突破千元，達1050元，但他享受這份“高薪”僅一年就離任。所幸子女為他買了“新農村養老保險”，使他每月還能領到330元錢。
老張很想靠種花生補貼家用，因本就不多的自家田土由晚輩分種，他向一位鄰居借來四分地。然而，花生種下即遇長時間干旱，導致大面積歉收。等患腎病和骨質增生的老伴住院時，需要墊支的一萬多元錢仍靠子女給力。
“我當了43年村干，做村支書長達23年，離任了照樣只拿150元月補貼。”從化良平村黨支部書記陳達能說，他1968年開始做村干，打算明年 主動離 任。2008年以前，他的在任月工資沒有超過470元，2010年才增至1200元，其中有300元是考核工資，需要每月劃扣，要是年底考核不達 標，300元錢很難補發到手。
“漫長的村干生涯無錢可存，基于農村城市化發展的需要，部分離任村干的土地被全部征走，現在吃白菜都要到市場上買。”低保戶每月也有約500元生活費，單靠離任補貼，有村干覺得那是無米之炊。
功勞再大，村里無錢補貼
不少村的集體經濟發展始終緩慢，根本拿不出“退休金”，只能從言語上尊重他們。
“我自認為給村里做的實事不少，如果村里能給一份‘退休金’，我們的日子會好過很多。”前文所述的離任村干老張說，1999年他做村支書后，發 現村集 體經濟年收入才3700元，無法支撐村的起碼開支，而村農貿市場長期閑置。開會討論，他主張將農貿市場推倒，讓有錢的村民辦手續建住宅，住宅一樓部分檔口 歸村委會，出租收益用于開展村務，從而化解數年的村務危機。村里要修一條9公里的水泥公路，計劃2001年貫通，按18萬元/公里的施工標準核算，還有 100多萬元資金缺口。“我沒有錢請你們吃飯，只能請你們喝杯茶。”老張找各個部門的領導要錢，實誠說出此話，要到100萬元。
另一位離任村干回憶，2002年，見村小學校舍要倒塌，孩子們不敢上學，他便到一個富村拉贊助，甚至不惜向他認識的私企老板哭窮，結果富村和老 板共同 捐25萬元建起新校。“10年前，我所在的村因與鄰村發生林木爭執，幾十名村民準備駕車去和鄰村村民打架，村干遂配合警察做勸解工作，挺身擋在汽車面前阻 止車開走，避免一場流血事件的發生。”還有離任村干說。
有離任村干認為，有“功”擺出來的他們，有資格向村里要生活補貼，遺憾不少村的集體經濟發展始終緩慢，根本就拿不出錢。“離任村干功勞再大，我們也只能從言語上尊重他們，在任村干都沒有補貼，離任的更不用講了。”多名現任村委會負責人感慨。
廣州每個村的收入一般由如下幾部分構成：一是集體經濟收入不夠8萬元的村，由政府財政補夠8萬元作辦公經費，不能挪作他用；二是統一出租土地產 生收 益，比如村里有統籌起來的地租給別人種水果，可從中收取租金；三是建檔口出租所得收益；四是幫助政府征地后抽取少許工作費。可是后三項涉及的經濟收入，因 每個村所處的地理優勢、經濟條件不同并非都有。
集體經濟好的村，要么對離任村干實行返聘，要么每月發幾百元生活費。不過據保守估計，這種“好事”廣州約10%的村里才有。
越窮越怕，擔心得罪人多
有村干說，農村工作很多時候費力不討好，稍不注意就會得罪人，離任后大家越窮越怕挨罵。
“政府工作人員做不了的工作一般也由我們去做，實在搞不掂，才由司法部門介入。”從化太平鎮在任村干鐘達仁等人說，農村工作既好做，也難做，很多時候費力不討好，稍不注意就會得罪人，離任后大家越窮越怕挨罵。
農村工作最難做的大致有四：計生、征地、歷史遺留問題、基礎設施建設。村干開展計生工作時，或許會因某位村民的誤解而被憎恨；征地過程中，政府 定的價 和村民期待的價產生沖突，需要村干想盡辦法說服村民。如村干固守政府部門的價格，某些村民又不高興，以為村干從中撈好處。“雞毛蒜皮的事多如牛毛，小事處 理不好照樣引來大麻煩。”一位在任村干說，他們村要鋪一條水泥路面的支路，按工序待石粉鋪好且壓緊后才鋪水泥。但剛鋪好石粉，有村民騎摩托車外出時摔傷。 于是村民找到村干，以“路沒修好才摔傷人”為由，直接向村委會索賠。糾纏一直持續四個小時，那位村民才在村干的勸解下離開。
“比這種事難解決的事多著呢，遇到鄰家小孩打架或大人打鄰居小孩的紛爭最麻煩。”離任村干說，如今孩子金貴，一旦打架造成受傷，村干忙上三個月亦不一定能調解處理，一旦村干說話不周到，不排除某個村民會認為村干偏心而生恨。
“一旦離任在家，經濟狀況又不好的話，身上背負罵聲時心里難受死了，總為家人擔心這，擔心那。”從南沙某村支書位置上離任的陳木根說，因開展工作得罪人，他一家老小都被人追上門來罵過。
前途茫茫，榮譽感何處尋
希望政府干部找自己談一下話，幾乎是他們的共同想法。他們需要感受自己的“職業價值”。
“在任期間跟鎮委書記說一聲‘我不干了’，即可以不去上班。換屆唱票時看見自己的選票少，沒有連任希望，就獨自拎著包離開辦公樓。”離任村干認為自己辛辛苦苦工作沒多大榮譽感，再則任上難轉為公務員，得不到提拔重用，讓他們感到“前途”微渺。
“在任時一有工作就要求我們去做，沒有工作關系時不來找我們。”部分離任村干嘆息離任后很少有來自各方的問候電話。渴望政府干部找自己談話，安慰一下自己，幾乎是他們的共同想法。他們需要感受自己的“職業價值”。
少數連任多屆的村干稱，與公務員互動工作時，一些政府干部會坐小汽車來村里交代任務，交代完即登車離去，對村干的個人生活鮮有聞問。這種情況讓干得久、干活多的村干反感，加之雙方待遇差距極大，達幾倍甚或十倍，村干的心與之面對熱不起來。
一個“兩頭不挨邊”的現象也讓部分離任村干發現：村民不相信村干，村干不相信政府干部，村干仿佛成了“夾心餅”。這樣一來，彼此間的某些公益性 已消 失，連開個會都得跟錢掛鉤。比如，村干請村民開會一次至少要給30元-50元，村干到鎮政府開會同樣要補貼。“打一天工能掙幾十塊錢，誰愿白白耽誤一天半 天時間呢。”
有老村干很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工作風氣。“那時鄉鎮級政府的干部人數少，只有幾十號人，這些干部會進駐每個村，即使沒有干部駐村，不時有人騎 自行車 來訪。政府干部與村干拿的工資相差約30元。現在沒有村干帶路的話，有的政府干部自己進村找不到茶喝，跟村民的距離比從前疏遠多了。”
“這些年村民的覺悟高了，懂政策和法律，一旦村干搞不好工作，就會遭到指責和懷疑。要是村民沒有得到經濟實惠和真情，不配合工作的事隨時發 生。”離任 村干感嘆，村干一方面要協助政府做好農村工作，另一方面得管理好自己的村，要解決的現實問題總是太多，社會各界應該關心村干群體。
專家意見
政府應為村干的付出“埋單”
“解決離任村干的心理不爽，只需改進工作方法即可，具體解決好他們的離任待遇，則是對村干工作的一大肯定，從一定程度上講還能預防腐敗行為發 生。”一 名任過鎮委書記、區(市)人大財經委主任的退休公務員說，針對離任村干待遇，確實欠缺綜合配套機制。以前，身在機關的他們面對相關質疑往往回答“研究一 下，財政困難”，顯得無奈。
可惜多年來，鮮見離任村干待遇問題被寫進某個政府工作報告或著重寫進政府工作報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旦有人在“兩會”上談及離任村干待遇，多半會迎來一陣熱烈的掌聲。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廣州各區(市)政府部門近年為改進離任村干的待遇做過許多工作，個別區(市)有自己的完整方案。但由于不同區(市)的財政狀況、補貼辦法、工齡計算等不一樣，導致離任村干拿到手的錢與“心理價位”反差太大。
就當前的離任補貼而言，由村干所在區(市)財政部門綜合情況各自解決，不同區(市)村干享受的離任補貼數額和分配形式不一樣，全廣州沒有相對統一的具體的村干離任待遇標準，很難見到上級財政就這方面的支出有專門預算。
“村干待遇與公務員待遇差別太大，也是‘同工不同酬’的一種反映。”中國鄉村建設規劃設計院院長、“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說，村干在任期間所做 的農村 工作，與政府工作人員所做的相關工作一樣，其待遇卻很低，應當引起重視。村干為政府干了活，政府就該為村干的付出“買單”。村干既服務政府，又服務農民， 應結合“官體制”和“民體制”研究具體的“退養”保障辦法，提倡“全民社保”之類的措施為之解決好離任待遇。
村干建議
有“村干社保”就能“有肉吃”
“政府財政年年看好，我們的要求并不高。”有離任村干受訪時說，國家不必比照公務員或事業單位人員給退休工資，可以專門設立“村干社保”，通過個人工資和財政補貼方式為之買保。
讓離任村干感到比較理想的“買保方案”有兩套：
第一套：工作不滿10年的村干，可以按一年工齡補一個月現職工資的方式一次性補清待遇，讓其自己買社保；工作滿10年以上的村干政府為之買檔次高的社保；
第二套：工作不到三屆任期的村干，政府按其實際工作年限買社保；工作滿三屆任期的村干，政府為之買檔次較高的社保；工作滿五屆任期的村干，年滿60歲，政府允許其享受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待遇。
另有離任村干部建議：工作15年的村干，可以按“在職工資的50%+工齡工資”給待遇；工齡16年-20年的村干，按“在職工資的80%+工齡工資給待遇”；工齡20年以上的村干，按“在職工資的95%+工齡工資給待遇”，但工齡工資的基數不要太低。
“要是以上任一‘方案’能實施，村干離任后的月收入能破2000元大關，有肉吃了。”一位在任村干若有所思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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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市)村干離任補貼
記者獲知的區(市)村干面臨的離任補貼情況大致如下：
從化市離任村干：工作10年以下沒有離任補貼；工作10年以上按100元/月發放；工作15年以上按150元/月發放。
增城市離任村干：工作10年以下按700元/年一次性發完補貼；工作10年以上14年以下按200元/月發放；工作15年以上按320元/月發放。
南沙區離任村干：工作不夠20年，按一年工齡補兩個月上一年月平均工資，一次性補完；工作滿20年的一般村干享受離任月補貼，計算方式是“上一 年個人 在職月工資的一半+20元/年的工齡工資”；工作15年以上的村支書、村委主任，補貼依然是“上一年在職月工資的一半+20元/年的工齡工資”。一位工齡 為30年的離任村干每月能領約1250元。
番禺區離任村干：工作12年以上的村支書、村委主任，按500元/月發放；工作15年以上的別的普通村干，按450元/月發放。
花都區離任村干：補貼由三部分組成：基礎保障金即基本工資的60%左右、工齡補貼為50元/年、離任前一年的部分年終獎。一位工齡長達30年的離任村干每月領約1080元。
蘿崗區離任村干：按上一年平均工資的60%發放，工齡為30年的離任村干補貼約1024元/月。
記者還初步了解到，天河、白云、越秀、荔灣、黃埔等區的離任村干，工齡長者拿到的補貼也是1000余元居多，離任待遇普遍很低。極少數集體經濟好的村，其離任村干按貢獻大小有股份，少的有幾股，多的有幾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