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3日
星期六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城市的功能——凝聚、整理、劃分、整合
各地古代城市平面布局中，至今依稀顯露出城市形成之初諸要素組合、集結的形態：諸如衛城和廣場，講壇（此處指古羅馬廣場遺址）和巴勒登丘（古羅馬七丘之一）；大教堂和城堡，市場，清真寺，宮殿，集市；新英格蘭各地議會大廳，市政府以及現在的下議院，都不過是古代城市“公地” 的歷史遺跡。這些要素都是城市賴以形成的凝聚核。城市正是憑借這些核心部位組織，而不是依仗它高大城墻或其他界標來顯示其本質特征的。但這些構成因素的組合、排列、布局方式則多種多樣。因而不同城市在建筑學上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構成有共性指導的個性。但是，作為原始形態的城市，它有別于后代衍生的一系列專業化飛地，諸如修道院、衛戌要塞、工廠集鎮、郊外民居。原型城市，從結構和要素看，更顯均衡、完備；在人口構成上，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的均衡完備，都足以履行城市各種重要政治、宗教、文教、經濟活動。這一切才能保證城市特有的文化特征。只有把所有這些功能、機構與體制集中起來，并聚合到一個建筑體系之內，才算構成一個完備的城市。
城市雖然會因各有不同的社會和文化活動顯得千差萬別，有時其中某一核心功能會非常突出，占據主導地位：如：尼布爾(Ni-ppur)、麥加(Mecca)、貝納爾斯(Benares)是宗教中心，易皮達魯斯(Epidaurus)和泉城巴思是療養圣地。舍菲爾德和艾森則成為工業城市。但隨著這種專門化城市核心的持續發展，原先遭受壓抑、影響發展的部門和領域還可能重新抬頭，只要城市人口增加，就需要增加其他輔助性功能設施，包括服務業。如果說在過去許多世代中，一些名都大邑，如巴比倫、羅馬、雅典、巴格達、北京、巴黎和倫敦，都曾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國家的歷史的話，那只是因為這些城市始終能夠代表他們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并把其絕大部分留傳給后代。
然而城市能以保全、留傳文化的這一巨大作用，卻很難為古代建立城市的人所認識和重視。確實可以說，城市環境中每一種活動，都是開放的鄉村環境所早已熟知，并且早已卓見成效地進行了許多世代。但是唯有一種功能，卻只有城市才能完成，這就是綜合與協調這許許多多人類活動，具體方式就是人群的長期聚居及直接的、頻繁的面對面溝通交往。這只有在城市環境中才有可能實現。可見，城市的特殊功能，在于它能增強人類活動和社會交往的內容、種類、速度、程度以及延續性。
人類社會的文化成就、文化積累愈是廣博、豐厚，就越顯出城市在組合、發揮這些文化成果中的整理功效。由于有史以來讀書寫字只是少數有錢有閑階級的壟斷物，所以同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相比，就愈顯出城市作為形象具體、真實可信的文化記錄簿之重要，考古學家們正是屢次三番這樣強調的。城市在吸引各種人群過程中，把許多民族和不同時代的音樂、舞蹈、禮儀、傳說，尤其各種行業技藝等，移植、提高、保全下來。否則，這些東西會得不到發展，甚至完全失傳。后來雖有印刷術、照相機、錄音機、電腦等技術發明問世，但城市這一重要功能依然不可取代。一個十萬人的城市，其保存文化的能力遠超過任何電子計算機。因為每一個人類機體都能記錄、貯存大量經驗、知識、技能，這些東西許多都不可能經過數字化、程序化互相傳遞，只能憑人的直接交往。至于有沒有某些偉大的民族文化是不經城市結構或具有相當能力的次級結構也能流傳遠久，這有待繼續考證。
城市的物質環境
從起源來說，城市是石器時代人類的居住地，是新石器時代人類規模最大的集體寓所。而此后數千年，其外觀特征基本保持未變，包括居室大小、街道寬窄等。古代城市最主要的問題是不斷遭受戰爭破壞，以及對密集居住形式中環境衛生問題無能為力。持續利用城市環境維持生活延續，須有一整套處理垃圾、糞便、污物、尸體的具體辦法。但如今，即使在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也還遠沒有保證城市內部有充裕的公用私用空間，以防止病疫的流行，也沒能妥善解決城市的清潔供水問題。居民飲水、洗浴、工業用水依然普遍緊張。一般來說，城市規模越大，其環境污染問題也越嚴重。如今，工廠和汽車排放的有毒氣體（還不算核灰塵和原子工業廢棄物）對城市的影響，已經把改善環境衛生的努力大部抵消。
城市生活所必須的一些設施，如自來水、鋪裝路面、浴室、沖水便桶等，在數千年以前已為古代城堡所廣泛采用。但十九世紀英國新興工業城市中，卻沒有足夠的飲水和廁所，雖然以后地方當局設法改善了某些衛生狀況，嬰兒成活率也有顯著提高，但城市問題只不過轉嫁到農村和周邊水域。這些新污染區，加上成千上萬的工業廢渣、酒瓶、罐頭盒、破汽車，又構成了更嚴重的環境問題。
十九世紀，工業生產、交通通訊大發展使城市面貌和居住密度發生根本變化。給水排水管道、瓦斯、電纜廣泛應用，把建設投資從地上擴展到地下。同時，街道普遍改善反過來又刺激了新的、快速車輛發展。而新式電車、鐵軌、私人汽車問世則又進一步擴大了人們日常交往的范圍和距離。在這種變化趨勢下，十九世紀許多大城市紛紛拆毀古城墻、城堡，這些古代軍事設施已成為新城市的障礙。大都市中心只作為社會磁體，發揮聚合功能，才繼續存在下來。
十九世紀內，城市化規模、廣度都很突出，但城市除了人口、規模、集結密度大有增加之外，最重要變化只有一項：即普遍的反向流動。這是由一些經濟上層人士帶頭遷往城郊，在開闊鄉村地區另僻新居，包括興建一些娛樂場，復活了古代城市幽美衛生的突出特點。這些新開辟的居住地，地點偏僻，遠離大城市塵囂，簇簇點點，雖犧牲了大城市某些便利，卻換得城市所難以提供的優雅環境，大有城市復古的意味。這倒似乎是一種自發的社會平衡運動，把超級城市所破壞的生物生存的必要條件重新歸還給城市。但是，若把這種趨向僅只解釋為純粹現代化現象，或多或少是汽車鐵路交通發達的副產物，那就違背了古代歷史證據。但是，同時也應看到，在過去二十年中，還有一種現象也確實在發生：即隨著許多大商業區、研究中心、工業區、甚至職能部門在大城市背景上紛紛各自為政，自成一統，結果使真正的城市核心日益崩潰瓦解。這種傾向形成的原因和條件，是當代瞬時通訊技術、快速交通運輸以及信息貯存手段等等。而這種趨勢很可能會使將來的城市具有許多全新形式、功能和特點。
城市的發展遠景
直至不久以前，城市發展最明顯的局限性之一，是它只包容很小一部分世界人口。這種局面恰包含了某種安全因素，它形成一個巨大無比的生物與文化貯存庫，可以療救遭到破壞的城市，人類也可借此從貧窮、疾病、戰爭災禍中重新榮發。馬克西米廉·索里(Maximilen Sorre)曾很樂觀地預計，即使到了二十世紀，這個星球上城市人口也只不過五分之一。但現在僅從十九世紀工業發達的英國和低地國家（荷、比、盧——譯注）的情況來看，這比率就被顛倒過來了。從理論上預計，肯定還有更大突破，甚至全世界9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如果城市或大城市的定義、標準不太嚴格的話）也并非不可能。
近年來各派城市理論紛紛預測、預報了這種趨向，仿佛目前正在發生的種種新因素將肯定會持續發生作用。而且從來沒有人對這種理論加以校正，加以評品，任其自由泛濫。這種預斷無視一個基本事實：當代正有越來越多的證據充分證明，現代城市恣意擴展與壅塞已經破壞了生態平衡，導致了嚴重的失調和混亂，正像任何過分擁擠的動物群落一樣：如性行為反常，必要的社會功能失效，伴隨著自殺、瘋狂、犯罪等等。盡管生物性繁衍能力尚未明顯衰落，但同性戀現象劇增，這些都證實早期歷史研究的預斷。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文化變異，反過來又會侵襲郊區和農村，造成同樣嚴重的犯罪和精神病態。由此可見，即使在沒有核戰爭造成大規模生靈浩劫的情況下，城市化進程也有其自身極限。
疏散與集中
在城市社區發展遠景問題上出現了兩個學派。在這兩個學派之間，還有與這兩個學派有多種聯系的第三個學派。第三個學派認為，現代城市經過修修補補——即所謂城市更新——可以，而且應當繼續存在下去，盡管許多經濟支柱已開始撤離城市，人口也隨之離散。第一個學派可以稱為疏散派，他們認為在當前情形下，城市協調功能或者已無必要，或者可以不依賴城市的地域聯系、傳統體制、社會結構即可實現。因此，他們在承認城市現有結構時是有所保留的。這個學派只是把城市看作一個可有可無的外框，其結構同其內容物同樣是過眼云煙，轉瞬即逝。在他們眼中，城市已不再是足以留傳世代文化長流的重要媒介了；他們所重視的，是現代科學最新知識與成果，認為只要有了機械——電子式的信息貯存技術，加上瞬時通訊設備，超音速的交通工具等，城市作為聚合人類文化的中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F有城市各種組成部分，將來至多不過是山鄉原野上散在的、各司其職的，點點簇簇互不毗連的飛地而已。
第二個學派，根據他們對未來的推斷，提出另一種方案：即把現有各大都市連成一氣。這一方案耗資驚人，因為維持最起碼交通、通訊活動的機械設備等預算都是空前的。這一派理論可稱作集中派，代表人物有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見Jeanneret Gris 1924)，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 (190l)；疏散派的代表人物有讓·古特曼Jean GCtt-man (1961)，顧凱恩E．A．Gutkind (1962)，以及在理論闡述上更周密、更富創見的克里斯托夫·同納Christopher Tunnard和波利斯·普式卡列夫Boris Pushkarev (1963)。美國政府自1948年著手一項公路、住宅、城市更新計劃，迄今為止已經按上述兩種理論進行了巨大的投資建設，從那時起，當時的許多預想都已大部實現。
區域性統一
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動向目前對上述兩個學派都是有利的。還有一種同上述自發過程論截然不同的學派，可稱作城市區域性統一體派。這個學派發源于十九世紀末英國花園城市運動的奠基人伊本奈澤·豪沃Ebenezer Heward (1898)；以及其積極繼承者雷蒙·烏汶Raymond Unwin，這一學派又受到蓋第斯Geddes (1915)，麥克卡耶Mackye(1928)和曼弗德Mumford (1938；1961；即本文作者——譯注)的區域理論的支持。這一學派比它的論敵早一代認識到，在城市的超級聚合與超級疏散兩種對立的趨勢中，存在著相同的致因：即快速汽車、飛機及瞬時通訊設施等的空前普及。但這一學派并沒有自恃先知，任現狀自由發展，而是從預測中引出借鑒，并指出現代科學技術成果應當用來改善人類生態環境，同時努力研究如何在新形勢下正確發揮城市特有的功能。
區域性統一問題有兩種基礎，有關古代城市基礎前文已經概略說明了；但這里又引出另一種認識，即古代那種中心聚合、四方延展式的城市模式，在新形勢下勢必要被某種更復雜、更精細的形式所取代，以利城市向更廣闊的范圍擴展。區域統一論者認為，就當今文化發展的現狀而言，有必要按照一種等級秩序，來安排城市的系統布局。這種城市等級秩序是由最小的基本單位和基本群落，依規模順序組合成一個完整的系列。這種城市等級結構還須有穩定的中介單位，其作用一方面是接受和執行指令，同時還要率先行動，并在平等交換、互通有無的關系中起調適作用(Simon 1962)。具體 做法是控制城市統一地區內的每一個單位的規模和面積，同時隨情況發展相應增加新的單位（而不是采取疏散或壅塞的作法）這樣構成的區域性系統，其總體的有效性會大大超過最大的大都市。事實上，這種由大大小小的單位依次組合而成的等級制形式（每一個單位內部又自成一個同樣的等級形式，并與總體形式密切柑聯），兩千多年以來羅馬天主教廷一直沿用不衰，并且政績無雙；而且，現今各國也競相模仿，英國的國立圖書館全國借閱系統、加拿大的影片資料館、加利福尼亞州的大學組織系統，以及更多國家的電話通訊、輸電網等，都采用這種形式。區域性統一派，并不一味地排斥城市發展，而是主張以限制、分割和重新組合的方法作為補救措施。他們的方案以保留城市集中與地區疏散兩種作法的優點，使城市既能繼續發展、分化，也不會造成過多的浪費與混亂。
這是將來改組城市的一種設想。若用這種方式控制將來的城市化進程，則不難想象，許多過去難以解決的建筑問題、人口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城市的基本功能則會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得以發揮。但應著重說明，保全現有的農區雛形（無論天然的還是人工的），應視作這種新的城市結構建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種新的模式中，各個小城的人口規模最好是在30，000至300，000，這些小城市可以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城網地帶，總人口可達一千萬，其中又有更小的單位，完全供農事或野外活動之需要。這種方案最初是1926年紐約州的住宅與區域規劃委員會草擬的，1964年又由紐約州地區發展部門進一步詳明。疏散派視機械和電子成就為城市的取代物，地區統一派則主張正確利用它們來改組現代的技術資源，改造我們的城市，使之能以順利履行它的主要歷史任務——傳流文化和教育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