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國務院去年7月30日正式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一年多了,戶籍改革還面臨什么樣的阻力?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上周一項調查顯示,最大阻力在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大城市病難以解決(52.7%),其次是地方政府缺乏改革魄力(36.4%),第三是相關政府部門執行力度不夠(35.2%)。(11月2日《中國青年報》)
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涉及到數以億計龐大人群的大遷徙,也關系到城鄉兩個族群的利益分配與調整,實際操作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出現一些反復,并不難理解。而在推進過程中,地方政府有求穩的訴求也很正常。但如果一味得過且過、能拖就拖、被動應付,甚至無所作為,延續以往的慣性思維,顯然會錯失改革的最佳時期,使得問題越積越多,直至走向改革的反面。
從調查中可知,45.9%受訪者指出戶籍改革具體條款模糊,難以量化。戶籍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學院教授王太元也指出,“一些省市的戶籍改革決定,篇幅不小,創新點卻不多,甚至把應當廢止或修改的陳舊條文,直接復制到將要出臺的改革意見中”。意見文本的含糊、猶疑,不僅僅是文字表述的問題,更表征了整體設計、路徑選擇的茫然無緒,指望這樣的方略,如何指導實踐?
籠統地看,目前各地戶籍改革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利益調整上的缺乏創新、踟躕不前,具體而言,則主要體現在城鄉一進一出的不平衡、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畏難以及財政投入的謹慎等方面。
其一,此番戶籍改革意見出臺之前,很多地方特別是一些大城市普遍擔心放開之后,農民蜂擁進城,城市不堪重負,而現在,則又疊加了流出地政府擔心人口凈流出對于地方消費的影響。雙重疊加的結果,只能是各項措施難以落實,農民進城難、進城農民生存難,變得日益突出。這就使得人口的自由遷徙依然停留在紙面,成為一種懸置的權利。
而這背后,則暴露出一些地方在人口資源認識上存在的誤區。一方面是管制高于服務的權力意識依然很濃厚,不愿意轉變觀念,真正從管制走向服務;另一方面則是在人口管理上缺乏前瞻性,視野狹窄,沒有將人口管理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格局中統籌謀劃。其實,在人口問題上,從來不存在單純利好與負擔的概念,而應該辯證地看,從發展的視野看。利好和負擔,關鍵在于認識創新。
其二,城市化的關鍵不在于簡單的身份轉換,而在于公民能不能享受普遍的公共服務。也即,無論在鄉還是進城,公民有權利享受有尊嚴的生活,政府也有義務提供普遍的醫療、社保、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服務,這是必須負擔的改革成本。以往那種只拿走農民土地并將農民轉為市民的做法,只是一種粗放、甚至是掠奪式的城市化,不僅不可能實現權利平等,也不會為城市發展提供預想的助力。
必須指出,為進城的新市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使之能夠在城市生存下來,屬于最基本的要件。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實現機會平等,并在機會平等的前提下,激發各個人群的創造力,以共同推進城市的繁榮。市長當然要算賬,但這種算賬不是算小賬,而是算大賬,要有超越任期的使命感與責任意識。
還有,在公共財政的投入上,地方政府有必要從以往過于看重基礎建設逐步向人的建設方向轉變。這其中,就包括統一城鄉戶口登記管理、建設居住證制度、建設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等,這些蜘蛛的建設或許短期內很難看到成效,但其效益顯然是長期的。財政應該拿出錢來,即便是不設立專門的政府基金,也應該在未來的十三五計劃中有明確的體現。
說到底,人口流動會帶來全方位的治理改變,因此,戶籍改革制度的成敗,取決于各級政府的決心與執行力,取決于公共政策是不是真正從底層民眾出發,取決于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的契合程度。如果總是有畏難情緒,不去主動觸及、推動這項改革,甚至以種種奇奇怪怪的理由擱置之,必將加劇問題,一旦出現大批游離于城鄉制度體系之外的民眾,既進不了城也回不了鄉,就更難以措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