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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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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火熱極大的抬高了土地的價格，但農民卻因拆除補償標準不完善，從而無法享受城市化帶來的紅利。
住樓房、當城里人是老李的理想，但馬上要住進樓房了，山東農民老李卻高興不起來。老李祖祖輩輩生活在山東省新泰市的一個叫后北佐村的小村莊，這個村子有三百多戶，近千人口，算是個遠近聞名的大村子，除了“東家長李家短”的鄉間“緋聞”，村里一直都很安靜。
但“要拆遷，要蓋社區”的消息，讓村里一下子熱鬧起來。
9月17日上午，剛剛給雞仔投完糧食的老李還沒來得及抽袋煙，就看到村委會會計李東帶著兩個人走進院子。“拆遷，丈量面積”，說完這些，李東帶著兩個技術人員忙活起來。
“俺是五間房，量完也沒說面積多少，就告訴說補償款是33753元，”老李告訴記者。
老李住的院子有年頭了。“宅基地是我父親那會批的，一九七幾年的時候，”老李說，“人口越來越多，2000年的時候就從三間加蓋成了五間。”
老李的院子與村委會隔街相望，可能也是因為此，丈量面積就從他家開始了。
“量的時候，俺自己在家，也不識字，村委會的人讓簽字，俺就把字簽了，”老李說，“他們說錢數是33753元，至于面積，補償標準，我不知道，也沒人跟我說。”
微薄的補償
村民陳偉也遇到了類似情況。陳偉家是新房，剛剛裝修完。“我家的拆遷補償有十萬（元）多一點。”
陳偉在鎮上的玻璃廠上班。陳偉說，對于拆遷，自己也是一頭霧水，“突然就來丈量面積的，早知道按面積補償的話，就多蓋點了。”陳偉的想法當然不對，但確實不少人的心聲。
村里的年輕人其實是想住樓房的。
他們不能接受的是信息不公開，“房屋面積，樓房地址，這些完全不知道，”陳偉說，“我想知道補償標準。”
記者在村民陳建國家里看到了一份拆遷合同，上面說，拆遷是上級政府統一規劃，是為了改造村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李東是村委會會計，在拆遷中負責面積丈量。對于村民的反饋，李東并不贊同。李東說，補償標準是有明文規定的，“混凝土房屋按650元/平米，磚結構按600元/平米，土坯按照550元/平米的標準進行補償。”
拆遷合同顯示，村民拆遷后，根據物價局拆遷評估領導小組，對村民舊宅的依法評估價，根據多退少補的原則，由村委會統一安排入住社區居民樓。
而合同第四條規定，協議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但很多村民表示手里并沒有合同，何時拆，住幾樓，樓房幾層，這都是村民表示疑惑的地方。
山東柏瑞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超說，農村問題，尤其是農村拆遷問題跟城市不同，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拆遷問題也不同于國有土地，需要村委會和村民之間協商解決。“集體土地拆遷涉及‘變性’問題，既集體土地變為國有土地，原則上，集體土地上的宅基地實行‘拆一塊補一塊’的原則。”
昂貴的新房
李東說拆遷補償和居民樓價格都是跟著規定走的，社區居民樓出售價格為1000元/平米，有90平米和115平米兩種戶型。
村民劉爽住的是老房子，按照標準，只評估了三萬塊錢，另外的幾戶困難家庭，評估情況也差不多，而他們基本無力承擔新樓房價格。“俺家房子拆遷款是3萬元多一點，即使是買90平米的房子，也還得添將近6萬元，還得裝修，”劉爽告訴記者。
對此，村委會表示，在社區居民樓附近，可能會修建老年安置房，但具體措施還未成文。
通過走訪附近村子，記者發現情況基本一致。以鄰村岱家莊為例，社區居民樓已經開始入住，是“五層+閣樓”的樣式，但入住率不算高，多數村民覺得還是四合院更適合農村人的生活習慣。
村民胡云剛說，村里的中老年人住樓房太不方便。“老人七十多歲了，天天上下樓太困難，我覺得蓋社區居民樓是好事，畢竟城鎮化是趨勢，但是農村蓋社區需要動動腦筋。另外，光蓋樓的話，人可以住，但家里的牛羊怎么辦？殺掉吃肉嘛？”
胡云剛上過大專，是村里的“明白人”，為了這些事，也多次向村委會咨詢。“他們也說不清楚，讓我去鎮政府咨詢。”
鎮政府政務大廳工作人員向記者提供了一份舊房拆遷協議書樣本。上面顯示，農村舊房改造是為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質量，優化土地利用結構，但對于程志蓮等村民的需求和疑惑，該工作人員表示不清楚。
現行《物權法》第四十二條提到“征收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應當依法給予拆遷補償，維護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征收個人住宅的，還應當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條件。”但也沒有就拆遷程序、補償原則、公民和法人的實際利益如何救濟等現實問題作出具體規定。
王超律師表示，不涉及性質變更的集體土地拆遷，補償標準等具體問題村委會和村民之間需要協商解決。“在居民樓和原住宅選擇方面，村民具備選擇權，村委會要尊重村民權益，居民樓價格要根據當地物價和周邊樓盤價格等實際因素決定。”
自來水擔憂
住上了樓房，但胡云剛覺得自己還不是城里人，他說問題出在配套上，“孤零零的幾棟樓擺著，不像城市那樣有學校、有超市，感覺反正不像城市。”
配套設施的完善并不僅僅是水。山東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閆文秀撰文表示，農村在路、電、水、氣等基礎設施方面和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等社會保障方面所應享有的公共服務和政府福利被嚴重邊緣化。
王莊是當地較早實施舊房拆遷，動員村民“上樓”的村子。但村民王志強告訴記者，住上了新樓，卻不那么高興，“俺家住四樓，老人上來下去（上下樓）非常困難。”
鬧心的還有水，自來水停了好幾天了。“最近自來水總是斷斷續續，說停就停，洗衣服做飯非常不方便，”王志強告訴記者。
王志強的說法得到了幾位村民的證實。
農用三輪車旁，送水的馮老板抽著煙等客人。馮老板告訴記者，他也是附近村民，做水生意已經三年，他告訴記者，水是南部山區的，水質相對好，“我們自己家喝的也是這個水，但我個人的感覺是，山上的水也不如前幾年了，而且水位下降厲害，機井越打越深。”
中國科學院博士生導師蔣高明教授在《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一文中提到，村民喝水難問題是沿河工業，尤其是屠宰業、工廠化養殖業造成的。“河水已嚴重污染，成了劣五類水，淺層地下水不能喝是農業污染惹的禍，”蔣高明說。
閆文秀認為，未來中國鄉村社區的轉型與發展不但需要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社會資源進行配置與整合,更需要借助國家“看得見的手”消除不利于鄉村社區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提供新的制度供給,加強對鄉村社區的支持和保護力度。
陳偉也怕住進樓房后動不動就停水，他說現在想這些太早了，“還不知道啥時候開始蓋樓呢。”（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