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的思路在基層實操后的效果如何?陜西扶風縣給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
近日,扶風縣人大常委會為了響應該縣與阿里巴巴達成“農村淘寶”電商協議,要求職工每人網購至少1000元金額物品的消息在網絡盛傳。隨后,扶風縣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工作人員向媒體證實,確實發了此通知,但未做強制要求,縣人大常委會29名工作人員大多網購消費100多元,總計9600元左右。
言下之意是,蓋著人大公章的通知,其適用范圍和產生的網購金額遠遠比網絡流傳的小,怎么至于引起網絡輿情洶洶?
我猜想,扶風縣官方或許有些困惑,甚至委屈。在這里,它與批評者之間形成了一個視差:它的著眼點是農村淘寶“是縣上的大事”,必須支持配合;批評者的問題卻是,負責行使本級重大事項決定權、任免權和監督權的縣級人大強制網購是否合適?它的行事邏輯是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政動員,批評者卻以現代行政倫理為依據,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最忌諱行政權力在微觀層面介入市場運作。哪怕是倡議,哪怕只有每人一二百元的效果,都和“互聯網+”的價值目標、實際效果南轅北轍。
批評者的這種警惕,絕非小題大做。事實上,持同樣邏輯的事情,不只是強制網購;持同樣邏輯而被輿論批評的地方,不只是陜西扶風。近幾年來,地方政府強制工作人員捐款、集資的新聞不絕于耳,甚至有像長沙天心區和福建閩侯縣這樣強制體制內工作人員勸說家人拆遷的事情出現。試圖以大政府的強勢來達成市場經濟的目標,試圖以行政權力最大化的手段來促成土地、資本等要素的合理流動,已經成為了一種緣木求魚的吊詭景象。
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行政傳統也罷,權力不斷自我伸張的慣性也罷,無論怎么解釋上述事情,它們在改革開放幾十年后仍能以新聞面貌出現,都是一個讓人樂觀不起來的信號。此類信號不斷地在重申,在一些地方,公權力仍然在被隨便甚至廉價地濫用,既無外部邊界,也無內部制衡,甚至被濫用而不自知,被濫用而自以為正確,被濫用而自認為在惠民、利民、向著繁榮市場邁進。
扶風縣政府公開的信息顯示,9月23日扶風縣“農村淘寶”啟動當天,縣級服務中心和第一批35個村級服務點正式運營,當日成交額達306萬元。成交額不小,但不知其中有多少來自各機關單位的“倡議”,有多少是來自“互聯網+”的動員能力。“農村淘寶”仍是淘寶,要靠市場的樸素力量來推動。政府要知有為,更要知無為,恪守行政倫理、尊重市場規律,才是最大的推動和扶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