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行業直面市場釋放活力,應該鼓勵、值得期待;而政府如何從管制走向監督、從管理走向服務,同樣任重道遠
每月減少400多元“份子錢”、逐步放開總量和價格管控、理清產權關系……繼武漢、南京、義烏等地后,杭州也拿出了出租車改革的“杭州方案”。與此同時,9月16日,北京首家由政府許可的專車“首汽約車”開始運營,徹底打破了傳統出租車的模式。各地的探索,能否讓出租車改革行穩致遠?
如果說傳統出租車行業已經進入不可逆的改革前夜,應該不會有多少人反對。但具體到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卻要接受現實邏輯的考驗。“定位不準、供需失衡、勞資關系緊張、新舊業態碰撞”,這是傳統出租車行業面臨的突出問題。“定制服務、供給增加、熱情貼心、業態創新”,這是新型網絡約車代表的行業新趨勢。但二者是否非此即彼?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許多國家都有“的哥”抗議“優步打車”的案例。
然而,無論出租車還是專車,都要尊重乘客用腳投票的權利。改革要讓人民有獲得感,首先就要提升廣大乘客的“用戶體驗”,由此出發,各方的利益才能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障。專車之所以受到許多乘客的青睞,就是因為相比于過去的“車難打、氣難受、價不低”,人們自然更喜歡“隨叫隨到、車好價低、服務周到”。從改革的方向來看,出租車的出路首先就是用服務質量贏得用戶口碑,這是發揮市場作用的樸素道理,也是改革為了人民的樸素道理。
有人說,互聯網專車是攪動出租車行業的“鯰魚”,激發了活力、開辟了新路;也有人說,改革不僅要讓一個傳統行業實現轉型突破,更應直面有關專車的各種爭論。事實上,比這些問題更為根本的,是我們如何理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改革命題,是我們如何貫徹落實“互聯網+”的國家戰略。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為何各地從減免“份子錢”入手的改革受到廣泛好評,為何“‘互聯網+’便捷交通”會寫入《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為何撬動出租車管理體制和運管模式被視為市場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當然,市場并非萬能的。即便出租車行業實現了市場化改革,也不能忽視改革之后的監管。從國際經驗來看,以放松數量管制為例,在1984年全美共有24個城市放松了數量或費率管制,結果導致出租車過剩、司機收入降低、服務質量下降等問題,用市場手段來解決問題的初衷似乎又回到了原點。這樣的例子在新加坡、我國臺灣地區都曾發生過。因此,出租車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不忘“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才更全面合理。換句話說,一個行業直面市場釋放活力,應該鼓勵、值得期待;而政府如何從管制走向監督、從管理走向服務,同樣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