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修復應與經濟社會相結合
我的家鄉在云南個舊,這座城市素有“錫都”之稱。這里因盛產大錫而聞名中外,已有數千年的開采、冶煉歷史,但也因為礦產開采和冶煉的過度,這里的環境污染已經到了不得不治的程度——在開采和冶煉的過程中,大部分企業沒有足夠的環境保護意識,或者不愿意為環境保護花費資金,隨意堆放廢物、排放廢水,致使污染物質隨雨水和廢水進入河水和地下水中,使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天長日久,重金屬污染危害顯現:這里成為了一個癌癥高發地區,幾乎所有的癌癥類型在這里都有。
個舊附近的部分鄉鎮,曾經是“魚米之鄉”,盛產水稻、甘蔗、石榴、青筍等農作物,但由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對錫、鉛、銅等礦石開采、選礦、冶煉的企業逐漸增多,使這些農作物受到污染,產量減少,最后不再栽種,這些都是礦物開采、選礦、冶煉導致環境污染的例子。
在各種類別的地下水污染中,砷污染是最難治理的污染之一。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也曾有過一個時期,隨意向水中排放放射性礦物。這種情況雖然現在已經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污染遺留問題依然嚴峻。幾年前,曾有民間組織沿湘江調查,看湘江水中砷的含量;如今,我國內蒙地區仍然是砷污染情況較為嚴重的地區。
防治環境污染,向社會各方做好觀念普及十分重要。孟加拉國地下水含砷問題格外突出,目前數千萬居民的身體健康受到砷污染的威脅。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了解決生活用水問題,孟加拉政府在國際援助機構幫助下在全國各地打了數百萬口深層管井,但是由于當時沒有檢測地下水礦物元素中砷的含量,而剛好孟加拉巖層的高砷帶從井水抽取帶上通過,當地人飲用地下水后,皮膚潰爛、骨頭變形等癥狀增多。之后人們才找到癥因,又花費了很多時間、金錢,人力和物力補救。但目前還有很多居民在飲用高砷水,他們在觀念上認為那是無害的——污染觀念的局限性導致了污染治理的周折。
現在,雖然環境污染修復技術已經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很多時候只靠科學技術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環境污染的治理還應當與經濟社會相結合。甘肅省張掖市高臺縣駱駝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駱駝城灌區氣候干旱,降水量少、蒸發量大,地下水資源允許開采量較小,地表水供給量受到黑河分水方案限制。水資源條件與農業經濟結構布局不相適應,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由于駱駝城鄉距離地表水較遠,輸水費用又太高,各個機構難以分配利益,所以都不太愿意往這個地區輸水,造成地表水供給不足。結果只能靠大量提取地下水進行灌溉,致使地下水位急速下降,造成地面沉降、水質變壞等環境問題。若僅從技術的角度考慮,制止地下水水位的下降,應思考如何實現總水量的優化配置。但是該怎樣實現地下水、地表水的優化配置?中間就是各個利益團體之間的平衡。所以技術人員做模型時,除了考慮物理因素——怎樣最優化分配水量、污染物怎樣遷移等——之外,還要把經濟、社會因素考慮在內,做好各方利益的平衡,最終才能真正解決實際問題。再者,如果灌區供水水量不夠,調整農作物結構、增加節水措施、減少灌區面積等也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再以北京為例。北京周邊有很多企業,造成了城市環境的污染。如果把這些企業全部遷往外地,短期內很難做到;如果把這些企業撤銷掉,則會造成大批人失業——這是生存與環境之間的矛盾。數量龐大的人群在短期內失去生活保障,必然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對于政府、社會來說,首先要“以人為本”,如果人們的生活都無以為繼,那么再怎么“山清水秀”也是無價值的。所以在兩者的取舍上,目前情況下,更傾向于先犧牲一部分環境,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后再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對于環境治理,政府、企業與學術界各有角度。理工科做研究,很多時候是從技術角度出發考慮問題,但有時候會發現技術與實際問題之間是存在距離的,要把社會經濟的成分放進去才可填補這個距離。所以,做好當下中國的環境污染修復工作,應該將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結合在一起,這兩者是一個整體,不能把它們割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