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致租房更貴更難，意味著什么？
時間：2015-07-20 10:10:08
來源：紅網 作者：鄭渝川
新一輪租房熱正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和許多省會城市上演。剛剛離開大學校園的畢業生，需要在遠距離和高房租之間作抉擇，還要在租金水漲船高甚至一房難求的熱點區域搶占房源。許多缺乏社會經驗的畢業生屢屢在租房中上當受騙。據統計，盡管一線城市畢業生起薪高于其他城市，但同時他們的房租負擔也更大，近4成畢業生房租超月薪1/3，一線城市普遍高于50%，其中也不乏房屋租金支出超過目前薪水的。（7月18日中國新聞網）
據媒體報道，今年下半年，北京市將加大力度治理“大城市病”，確保今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177萬人以內。而在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也早已建立了人口嚴控政策。人口嚴控政策歷來飽受社會詬病，也因此在許多城市，主管部門更愿意以柔性化（但力度和影響不減）的經濟手段，比如通過整頓租房市場來造成租價的不斷抬升，以迫使部分外來人口搬離城市，至少要搬離中心城區。
人口嚴控政策的重要前提在于，城市的資源和環境承載力有限。特別在我國的一線城市，資源和環境承載實際狀況遠超合理值，這帶來很高的公共物品供給壓力，且一再調高供給目標也難以滿足實際需求，公共部門動輒得咎。并且即便是其他通過市場供給來得以解決的準公共物品，因為人口過多聚集，也加劇了供給緊張，使得這些城市的戶籍居民也不得不為之忍受擁堵、承擔更高溢價。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包括我國的一線城市，世界許多大城市都曾提出并實施人口嚴控政策，成效卻并不理想，或者說沒有表現出決策者預期的方向和目標。嚴控人口，包括加大清理，治理群租，整頓城中村，釋放中心城區的人口等具體政策，受到直接影響的，并不是那些被預期列為整頓對象的人群，而是大學畢業生群體，以及他們（她們）的雇主（中小企業、初創企業）。
城市近郊、城中村、老舊居民小區，是大學畢業生群體選擇進入一線城市、省會城市的第一站，這些地方距離工作地點、城市的文化和商業設施較近，盡管房租較高，但畢竟遠低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建的新型社區商品房。如果離開這些地方，搬得更遠，固然房租更低，卻需要更長的通勤時間，而這將讓年輕人很難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將犧牲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興趣愛好。
多數大學畢業生群體無緣機關、事業單位、大型國企和外企，只能選擇進入大城市的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要想生存發展，不能距離中心城區太遠，否則無從承接企業巨頭開出的外包、項目訂單；而受財力所限，又不可能為員工開出很高薪水；此外，這類企業還經常在不支付加班費的情況下要求員工長時間加班（如果員工通勤距離太遠，就將失去這方面優勢）。居住在城中村等區域，是大學畢業生群體愿意接受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較低薪水的重要原因。
在人口嚴控政策推行尚不夠嚴厲的情況下，居住在城中村等區域的大學畢業生，將很可能通過這樣的“第一站”，逐漸尋覓到更好的發展機會；而他們（她們）的雇主，也有壯大成長的機會。不僅如此，這也將讓一線城市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變得更具可能。全球最大、最受歡迎的創客機構“創客空間技術工坊”（TechShop）創始人、CEO馬克·哈奇就曾說過，創客運動是可能的，因為人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便利、廉價實現自己創意夢想的時代，“獲取廉價、便于使用且功能強大的工具的渠道以及獲取市場、融資、技術和知識的渠道”，都已成為現實。
嚴厲推進人口控制政策，將使得創客、創新變得成本高昂，至少對于大部分大學畢業生而言，他們（她們）將永久性的失去參與其中成為下一個蓋茨、喬布斯、馬斯克的機會。遭受機會損失的，當然還包括這些大學畢業生暫居的大城市，將因此減少四成、五成甚至更多發育出下一個微軟、蘋果、特斯拉等創客巨頭的機會。
悖論正在于此：如果一線城市和一些省會城市不加速推進人口嚴控，資源和環境承載很可能進一步超出負荷，并將加深戶籍居民和外來暫居人口之間的矛盾（對立鴻溝早已形成，并在近年來不斷擴大）；但反過來，如果推進這樣的政策，大城市將首先失去對城市發展顯得至關重要的年輕知識群體，并因此葬送擁抱創客運動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