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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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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用改革的辦法解決城鎮化難點問題。抓緊實施戶籍制度改革，落實放寬戶口遷移政策。對已在城鎮就業和居住但尚未落戶的外來人口，以居住證為載體提供相應基本公共服務，取消居住證收費。
在暫住證逐步被居住證代替的當下，重申戶籍制度改革，同時強調外來人口享受城市基礎服務的權利。個中意義，沒有感同身受，人們很難體會。幾億漂在城市的農民工，胸中塊壘浸透了百味辛酸。不知戶籍堅冰漸融，能驅走多少無奈與恓惶。
近日，偶然看了電視劇《我的二哥二嫂》。雖然只把它當做愛情神話來消遣，但在抗日神劇和宮斗大戲漫天飛舞的屏幕上，這個相對嚴肅的知青劇已屬稀有物種。
在那個近乎荒誕的時代，戶籍是生存的第一符號，決定著生存質量與尊嚴。工作依附于戶籍，城市鄉村兩個世界，判若云泥。從劇中可以發現，70后的專業演員，對歷史代入感及角色的把握已經吃力，對80后及90后而言，30多年前的歷史，基本已蛻化為純粹的書面記載，不復有任何現實接駁。
文革結束，知青陸續返城，中國從此步入標志性的30年。30多年的腳步或緊或慢，連綿至今。輕攏慢捻30多年的歷史，戶籍和工作依然是兩大社會核心。造成中國城鄉割裂的戶籍制度始終隱約其間，個體生命曲線的跌宕起伏，多被戶籍制度上下其手。如今，上億農民以幾倍于知青的規模進行著新時期的進城運動。戶籍和工作對人性和精神的擠壓雖然有所緩和，但它始終沒有退出強勢把控地位，只不過在遷延中分化為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具體而微的枝蔓。這些被稱為“大山”的東西依然是附著于戶籍制度上的選擇性優惠，我們的社會管理模式依然是強調便利性而不是人性化和社會公平。
戶籍和工作，社會學的解讀就是個體身份和生存方式的選擇，這也是傳統文化中對個體社會角色認定的基準體系。這個體系決定著個體自由度和社會自由度。30多年的社會進程，基本可以從這兩大自由度的開放指數上評判發展的成敗得失。
如今，戶籍政策壁壘已經去除大半，工作選擇對人及人性的自由度，也不再具有畸形的捆綁作用，社會前行的步伐雖有蹣跚，但也清晰可辨。今年的兩會，網民對養老、教育、住房改革的關注呈下降趨勢，反腐倡廉、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話題晉級新熱點。這說明，公眾對社會公平的需求已經超越微觀層面，開始注意到上層建筑對公民社會的影響，公民意識和法治精神漸次覺醒。關注熱點的轉移，也是公平逐漸被激活的過程。社會契約意識緩慢生長，公眾對公平產生集體性需求，此雙重力量作用于社會管理之上，與或主動或被動的社會變革互為呼應，劍指某些社會不公并著力消解。
回首幾十年前，曾經的社會痛點恍若不經奇譚，再過幾十年，依稀的記憶殘存還能剩下多少，這要從政治改革的力度和社會文明的健全程度中尋求答案。至少我們不希望星空下的夢想被一個戶籍制度分隔成兩個時空，不再希望兩個世界用隔閡甚至憎惡的心態審視彼此，不再希望人性的尊嚴被一張符號化的紙片禁錮，這是當下社會公平的要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