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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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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西方的經驗——城市化的原動力在哪里？
兩次工業革命的爆發，使得西方國家不自覺地被城市化的浪潮所裹挾，從18世紀中期開始到20世紀中期，在近兩百年的歷程中，與工業化伴生的城市化極大地改變了歐美國家的城鄉版圖，而在隨后的時間中，歐美國家整體躍遷式的城市化進程基本結束。到1970年，根據聯合國提供的數據，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分別為，美國73.6%、英國77.12%、法國71.06%、德國72.27%、加拿大75.65%，基本都已經超過了70%的水平，即進入公認的“諾瑟姆曲線”的第三階段——城市化后期，城市化率增速開始降低，城市化水平提升緩慢，部分國家甚至出現了城市居住人口占比小幅下降的“逆城市化”現象。而在這一階段，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已經完成。
結合經濟史的脈絡走向可以發現，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過程中，工業革命和電氣革命兩次科技革命對于城市化的提升具有較為直接和顯著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即在于這一時期生產組織方式的內在特點和城市化的發展要求相協調，有效實現了“產城互動”，保障了城市化進程中有工業化的就業支撐和產業支撐，而這正是我們當前推進城鎮化戰略進程中所追求的效果。
從蒸汽機加速手工作坊生產模式的瓦解，到福特主義式的大規模流水線生產模式的盛行，前兩次科技革命在擴大生產規模化、集中化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勞動力的集中分布態勢被不斷加強。從蒸汽到電力，動力的升級帶來的是生產地點選擇上的便利，但是集中化的趨勢卻沒有改變。因而，與其籠統地說是工業化對于城市化產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倒不如說是工業化的生產模式決定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傳統的工業化模式決定了在當時的條件下，必須有相應的城市化來配合，生產的集中驅動了勞動力的集中，而勞動力的集中驅動了城市化的實現。
來自中國的實踐——與工業化脫節的城市化進程
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單兵突進的工業化并沒有帶動完整意義上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出現了“候鳥模式”的農民工群體。他們在城鄉之間不斷進行著身份的轉換，構建了中國低成本競爭優勢的基礎，但是卻沒有實現自身生活方式的同步轉化。
兩大“依附”的制度性存在，使得農民工群體受到來自城鄉兩個方面的作用力，難以實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是“融不進城”的“阻力”。城市公共福利對于城市戶籍的依附，構成了農民工市民化的“阻力”，使得農民工群體進城而不能享受包括住房、醫保、社保等基礎性公共福利。另一方面是“離不開鄉”的“吸力”。農村集體土地承包權對于農村戶籍的依附，構成了一個對于農民工市民化的“吸力”。這是目前農民群體最為穩定，同時也是最后一道保障機制，但更是一個具有無限能量的“黑洞”，使得農民工在遭遇相關風險時有一個緩沖器，將相關的經濟風險轉移到農村。回想2008年底，正是沿海地區不斷出現的農民工失業返鄉現象，才最終促使國家出臺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未能形成良性的新市民成長機制，造成了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脫節。
回顧前三十年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互動，正是這“一阻”和“一吸”使得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久拖不決。我們在享受“人口紅利”的同時，卻錯失了工業化快速提升所帶來的歷史機遇。在社會發展上，未能實現產業和城市的同步發展。在財力儲備上，沒有對農民工市民化提取相應的準備基金，使得缺乏專項的資金對接相關需求。富士康式的生產模式在中國迅速成長，就是這種發展模式的集中體現。地方經濟獲得快速發展，生產企業實現成本控制，農民工群體承受生產與生活完全割裂的代價。
今日中國是否還能重復西方昨天的故事——城鎮化遭遇經濟轉型
傳統模式的弊端日益顯現，未來發展不可持續，當下提出的“新型城鎮化”正是對以往發展模式的修正，也是對于歷史欠賬的補課。但是從時間的節點來看，這一戰略的推進卻可能遭遇經濟轉型升級的挑戰。
從國際來看，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各國回歸實體經濟的呼聲日隆。美國“再工業化”政策開始逐漸顯效，在制造業回歸本土方面取得進展。東南亞國家憑借更低的勞動力成本，在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與中國展開競爭。從國內來看，在資源、環境、市場等因素的多重約束下，以服務全球市場為目標導向、以大規模生產、低附加值盈利、低勞動力成本維系為運營特點、以高污染、高耗能為生產代價的傳統工業化模式面臨全面挑戰。
在十八大報告中，就已經將“四化同步”作為破解經濟轉型升級的實現路徑，但是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之間的良性互動確實面臨挑戰。
第一，從整體看，未來中國工業化吸收新增農業轉移人口就業的能力在衰減。中國已經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并在不斷加速進入信息化階段，在工業化發展中，自動化和信息化并行，傳統的生產模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工業生產對于低技能熟練勞動力需求進一步降低，以工業機器人為代表的技術革新正在不斷壓縮市場對于一般勞動力的需求。以代工模式著稱的富士康，目前在內地雇傭的工人超過100萬，在去年就已經提出，要在三年內啟用100萬臺工業機器人，若這一計劃得以實現，未來工業機器人對于工人的替代程度可想而知。同時，其還在山西晉城投資了機器人工業園，開始自己生產工業機器人。就全國而言，據統計，2005年至2012年，中國工業機器人銷量以年均25%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長，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2012年中國工業機器人新安裝量達到2.7萬臺，僅次于日本。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預測，到2014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市場。到2015年，中國機器人市場需求量將達3.5萬臺，占全球總量的16.9%。
第二，從地區來看，一線城市所能提供的一般性就業崗位增幅有限。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率先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勞動力人口的職業結構已經發生較大變化，初步形成了以公司職員、管理人員、工程師等技術人員為主的職業結構，基本呈現“白領化”趨勢。根據后工業化社會特點，隨著服務型經濟的發展，工作重心轉向辦公室、教育機構和政府部門，自然引起職業向“白領職員”轉移。以美國為例，1956年其職業結構中白領職員總數開始第一次超過藍領工人總數。此后這兩者的比例進一步擴大，到1970年已經超過5：4,而在同一年美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75.2%。因此，從未來看，一線城市勞動力需求結構調整將持續，一般性就業崗位增幅有限。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中城市化與工業化比翼齊飛的理想狀態，在當下的中國很難實現，因而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經濟轉型升級背景下，如何真正實現新型城鎮化目標。
展望未來中國城鎮化與經濟轉型
從理論以及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工業化可以為城市化提供相應的產業支撐和就業保障，并且可以為城市化提供相應的工業剩余為城市化運作的基礎性的資金來源。結合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在中國高速工業化時期，由于制度牽絆等原因，工業化并未能完成相關使命，沒有及時消化農村轉移人口，并且將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市民化。結合經濟轉型升級的新背景，筆者認為，當下在推進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應牢牢把握制度創新的主動權，通過加強制度創新，來真正彌補歷史“欠賬”。
首先，打破現有制度中的城市福利對城市戶籍、農地承包權對農村戶籍的兩大依附。大力提高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力度，提高居民在城鄉之間自由遷徙的便利程度。通過農村土地的資本化、貨幣化，提高土地資產、宅基地資產的可流通程度，盤活農村地區的資本存量，讓農村生產要素市場并入城市市場，實現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平等交易。通過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提高農民總收入水平，增加其融入城市生活的原始積累。在收入增長的前提下，實現生活模式和消費模式的更新升級。
其次，切實降低農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成本，政府為進城農民提供住房、子女教育、醫療等基本的公共服務。以教育為例，目前，在不少地區出現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群體性自救措施，缺乏制度性保障。從政府層面來講，應發揮制度建設主渠道作用，建立合理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平衡人員輸出地和輸入地之間的利益關系，為農民提供基礎性公共服務。
第三，提高社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和統籌層次，減少資金沉淀。對于農民工輸入大省，盡管享受了農民工創造的經濟增長，但是卻沒有為其市民化進行相應的投資。長期以來由于中國社保統籌層次較低，制度設計缺乏科學性，農民工輸入大省的社保基金的統籌賬戶中沉淀了大量無法隨農民工轉移的資金。應進一步規范社保制度，對于統籌部分資金的使用應考慮適時進行改革，保障農民工群體的合法利益，提高其融入城市生活的經濟實力。
第四，通過金融支持、財稅補貼等多渠道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創業。由于工業化所能吸納的新增轉移人口有限，應大力發揮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對于就業人口的吸納能力。鼓勵金融機構開發針對進城農民的創業貸款，擴大普惠性金融服務的適用范圍。政府及相關機構在稅收、經營場所提供等領域進行專項扶持，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實現有民生保障的城市化。
第五，強化農業轉移人口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結合工業生產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趨勢，加強在相關領域的職業教育培訓，提供與工業化升級相匹配的勞動技能，提高農民適應城市生活的生存技能。
“城鎮化”一詞甫一出世就被賦予了很多中國式的期許，但是無法否認的現實是，盡管在名稱之中多了一個“鎮”字，但其與“城市化”在經濟學的本質上卻是一脈相承的，即農業人口的轉移和工業化。相比于前三十年的中國已經走過的城鎮化道路，西方國家早已完成的城市化經歷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更加清晰的視角，來審視城鄉結構調整與經濟轉型、產業發展、社會管理之間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