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清臺灣工業新城正在成為京津冀一體化的“永清模式”,成為探索北京第三代衛星城建設的“永清樣本”。這是從日前在河北廊坊舉行的第23屆中國城市化論壇傳出的聲音。專家們認為永清模式很有意義,希望能在全國產生示范效應。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的大背景下,永清臺灣工業新城在建設第三代衛星城、承接北京產業轉移、有機疏解首都城市功能、保障農民分享城鎮化進程成果等方面都進行了改革嘗試,探索出了一條新路。
京冀合作的“永清模式”主要是指,在京津冀一體化的大環境中,北京市與河北省共同發揮政府引導作用,有效調動市場主體活力,將北京的產業與人口向永清臺灣工業新城有機疏散與轉移,堅持“產城融合” 、“城鄉一體”的發展理念,通過產業與公共服務提質和宜居環境營建、通過本地農民參與分享和城鄉社會建設,使臺灣新城成為多產業、綜合性、可持續、生態化的新城,成為北京與河北優勢互補、共建共享的第三代衛星城。
正如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任金德鈞所言:“永清臺灣工業新城結合自身優勢形成自己的產業體系,積極主動地承接外來產業、建設北京第三代衛星城,這一點非常可貴。”
主動承接產業轉移 試水京津冀一體化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的國家戰略,并且要求加快走出一條科學持續的協同發展路子來。
與此同時,“城市病”首次寫進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承認北京在取得舉世矚目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城市病”。在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北京的經濟總量和城市規模急速擴張,產生了嚴重的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完全背離了建設、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世界城市理想。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從人口規模、大氣污染到垃圾處理等治理“城市病”的具體舉措,足見北京市治理“城市病”的決心和信心。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原主任李鳳玲教授認為:“京津冀一體化應該是未雨綢繆的應有之舉,但現在有點逼上梁山的感覺,因為京津冀地區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非常突出。”
在談及京津冀的現狀時,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化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李津逵坦言:“香港帶活了珠江三角洲的工業化,上海帶活了長江三角洲的工業化,但北京卻帶來了200萬人口的河北貧困帶。”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司司長趙暉博士直言:“京津冀一體化為小城鎮發展帶來了機遇。”他分析指出,京津冀地區特別是北京、天津周邊的小城鎮包括縣城,發育度很低,北京輻射周邊3萬人口的小城鎮數量雖然少,但是發展潛力巨大。
永清臺灣工業新城正是看到了這一機遇,立足“北京新空間、廊坊新市區”的區域定位,主動在首都經濟圈中找準位置,確定了實現“為北京減壓、促新城發展”的“雙贏”目標。早在2009年底開始謀劃建設的永清服裝城項目,就以承接北京南城服裝企業和市場外遷為重點,目標是建設中國北方最大的服裝制造和集散中心。據悉,2015年10月,30萬平方米的市場就將建成投入使用。
據永清臺灣工業新城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楊華彬介紹,永清臺灣工業新城采取了“政府主導、企業運作”的開發模式,不靠政府投入,完全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基礎和配套設施建設,目前已累計完成投資12億元,在10平方公里起步區實現了“七通一平”。在永清服裝城建設過程中,臺灣新城管委會充分發揮北京浙江商會等民間組織及浙江在京企業作用,調動商會負責人和在商戶中有影響力、號召力的領軍人物的力量,確保了服裝城項目的順利開工與招商。通過商會組織的宣傳發動和市場運作,以浙江籍商戶為主體,涵蓋東北、河北、福建、湖北等地的600余家服裝企業正式簽約永清,決心打造北京“浙江村”的升級版“浙商新城”。
金德鈞說:“從永清承接并發展的產業看,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這樣將緩解北京城市人口和交通的壓力。”作為臺灣新城的重要組成部分,永清服裝城正逐步發揮“減壓分憂”的作用,有效緩解北京部分地區的人口和交通壓力。有數據顯示,目前已經有600多家服裝加工企業落戶永清服裝城,其中大部分是從北京轉移過來的浙江企業。今年5月16日北京市大紅門8大主力市場正式簽約落戶永清國際服裝城。據初步估算,670家簽約服裝企業,按平均每家200名工人計算,從業人員將超過13萬人;服裝批發市場擬建設檔口5萬個,按平均每個檔口3名從業人員計算,從業人員將達到15萬人;加上日常客流、從業人員家屬及相關服務人群,整體人口規模將達到30萬人左右。這將意味著,未來5年隨著北京南城及主城區動物園附近的服裝產業的外遷,上述區域的人口和交通壓力將大大緩解。
可以看到,永清臺灣工業新城已經在京冀合作方面先行了一步,該案例正成為破解北京城市發展瓶頸的有益嘗試。一方面,從北京看永清,隨著交通環境的改善,臺灣新城正成為北京城市功能轉移的重要載體;另一方面,從河北看北京,北京正以產業和人口的有機疏散輻射河北、帶動河北,正在履行世界城市應有的責任和使命。正如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張英洪在點評永清案例時所言:“永清正在主動建設第三代衛星城,因為它主動去發展產業、建立城市,進而承接產業。”
融合多種產業,探索北京第三代衛星城樣板
對“北京第三代衛星城”的提法,李鳳玲表示:“北京第一代、第二代衛星城都是失敗的,給城市發展帶來被動。北京城市發展的失控,讓北京的衛星城退到了北京周邊的河北。”
縱觀建國以后的北京城市發展歷程,曾先后出現過兩種功能類型的衛星城。北京第一代衛星城主要以政府行政力量主導建設,重點突出單一生產制造功能,例如,早年的位于北京房山區新建的燕山石化工業城,新近的河北遷安、曹妃甸等。第二代衛星城則主要通過市場力量推動建設,重點突出居住功能,例如,北京的天通苑、望京,河北的燕郊、固安等地的城郊“臥城”。在建設實踐中,由于“產城分割”,北京第一代和第二代衛星城不得不與主城之間形成密集的通勤交通,每天鐘擺式的人流、車流,給城市帶來了更大的交通負擔和環境污染。
如何才能避免第一代和第二代衛星城的建設弊端?據楊華彬介紹,永清臺灣工業新城在承接首都服裝產業外移的過程中,始終強調“產城融合”發展的理念,積極穩步推進城市建設,協助首都產業和人口的有機疏散轉移,致力于成為北京大都市圈內多功能、綜合性、可持續、生態化的新城,為環北京都市圈第三代衛星城的建設積累經驗、探索新路。
永清工業新城不僅僅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服裝產業,而是多產業融合的架構。據介紹,在整個園區產業中,國際金融城、國際服裝城和國際工業城三種業態融合,達到了互利共贏的和諧局面。比如,在臺灣新城的工業區里男性居多,服裝區和服務區女性居多,讓新城剛柔相濟;工業區提高了地方的產業化程度與技術水平,服裝、服務區又聚集起了人氣。
“永清有資源環境的優勢,地熱資源豐富,地下熱水資源豐富,被評為中國溫泉之鄉。”國務院資深參事王秉忱建言:“水資源緊缺問題一直是制約河北省發展的重要因素。未來永清在承接北京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應注重引進節水型產業,建設節約型社會,避免水環境的污染。”
楊華彬表示:“未來這里還要帶動電子商務、物流、金融、旅游及服務業全面發展,有望成為北京新一代的綜合衛星城。”
與會專家預言:未來3~5年,永清臺灣工業新城將進一步形成產業聚集效應,加快建設新一代多功能綜合性生態衛星城,努力成為京冀合作的典范、標桿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先行示范區,成為首都產業轉移和功能疏解的首要承接地,為國家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闖出一條新路子。
首創土地銀行,讓農民分享城鎮化成果
在我國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因戶籍和土地二元化等因素造成的“半城市化”現象,使進城務工的農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許多方面并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沒有選舉和被選舉等政治權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這種以土地財政為驅動的城市化發展模式,盡管換來了一時的經濟增長,也造成了社會的失衡:6000萬失地農民、4700萬留守婦女、數千萬計的留守老人與留守兒童。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打造怎樣的中國經濟開發區的新模式和新樣板,才能解決這些難題呢?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永清臺灣工業新城在開發建設中,讓農民參與到城鎮化進程中,分享發展成果,探索出“農村-園區-城市”、“農民-市民-公民”這樣一條新型城鎮化道路。
2011年,永清臺灣工業新城在全國首創“土地銀行”模式,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方式對規劃區內集體土地進行股份制改造,由“土地銀行”對托管土地集約集中經營;托管土地的農民,不管政府是否征地,都可以按時拿到一筆租金,就像入股,確保他們能獲得可持續的發展收益。目前,股權置換物業方案即將出臺,土地托管制度將進一步完善和深化,農民收益會得到更加持續、可靠的保障。
永清臺灣工業新城試行的土地托管制度,得到了當地5733名農民的擁護。目前“土地銀行”累計托管土地1.274萬畝,涉及1567戶村民,未發生一起因托管而引發的上訪案件。“土地銀行”也促使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集聚,農民可以就近打工,實現本地就業。統計顯示,2012年,本地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8700元,較2010年人均增長2170元,增幅高達33%。托管制度不僅較好地維護了農民合法的土地權益,還有效保障了農民的長遠生計。
永清臺灣工業新城所在地雙營村村民靳錫福不無高興地說:“不像有的地方一次性賣出土地,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讓我們農民更有保障,可以旱澇保收。”
邱愛軍對永清臺灣工業新城探索土地銀行的做法表示贊賞:“永清把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而且沒有一例上訪事件,這表明‘土地銀行’很好地處理了農民和未來發展的關系。”
永清通過“招善引智”加強臺灣工業新城社會建設。永清臺灣工業新城在推進物質建設的同時,始終注重加強城鄉社會建設,營造風清氣正、文明和諧的社會風尚。他們與深圳好人好事公益教育發展中心、中華三農慈善基金會合作,成立了“新城大學堂”、組建起“新城義工聯”、開展了國學宣講和好人好事系列活動;為轄區內村街建設了健身廣場,配備健身器材;組建村街秧歌隊并經常開展活動;每年重陽節和春節對老人組織慰問活動;創辦了內容廣、接地氣的《新城》報、《新城》刊,宣傳政策,傳遞信息,教育群眾,服務百姓和企業。
金德鈞在案例總結時認為,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成為一個矛盾多發的問題人群,而永清“土地銀行”這種讓農民參與和分享城鎮化成果的做法,在京津冀一體化的時代,將吸引眾多有識之士的目光。他同時表示:“永清的模式很有意義。目前我們的城鎮化主要是人口從農村流入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今后,小城鎮將是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我們把小城鎮建好了,人們上班就會離家近些,也就不會有大量的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對全國都將有示范意義。”
詳見:http://www.chinajsb.cn/bz/content/2014-07/31/content_1354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