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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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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歲的一位在美華人，當地時間19日下午5點，在紐約街頭闖紅燈時，因與美國警察發生肢體沖突而致頭破血流。這么個美國社會新聞傳播到中國后，熱鬧得就有些非凡了。它滿足了以下幾個關鍵條件：華裔，一眼看上去屬于“中國老人”形象；闖紅燈，合乎“中國式過馬路”特征。
這些關鍵詞，正好是2013中國當之無愧的熱詞。這條美國社會新聞之所以轟動中國，其新聞價值不在于老人受傷的程度，而在于這個結果，滿足了許多中國看客的心理需求：這就是中國老人中國式過馬路在法治社會的美國遭受的下場。
詬病中國的人們，在這條新聞中找到了美國法治“人人平等”的典范案例。中國以及中國老人、法律、警察、甚至城管，集體成為中槍的靶子。從喧囂，到宣泄，伴隨著臆想中的“貪官他爹”、憤慨激昂的“活該被打”，人們在贊美中鄙視，在謾罵中不屑，一條美國社會新聞，就這樣硬生生拉到了中國的現實之中，硬生生讓人躺槍，硬生生吐盡唾沫。
罵完老人罵“公知”，罵完城管罵“刁民”。在這條新聞的討論中，只有中國和美國之分，沒有法律的區別，沒有環境的不同，更沒有美國當地社會對這條新聞的評判迥異。所有細節的復雜性，都被情緒化了的對比忽略不計了。它以強加于人的腔調告訴人們，美國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中國的公民是真正的刁民。
為什么美國當地社會留存爭議的這條新聞，傳到中國能被眾人“叫好”，能令人像打了雞血一樣集體亢奮？為什么在美國就是依法執法，而到了中國就成為暴力執法？為什么每個自以為找到了獨立的判斷、找到了真正的理性的人們，卻選擇極端的表達方式容不得別人的不同意見？從良好的愿望角度來看，表明民眾希望通過表達自己的判斷，關注身邊的法治環境。但從骨感的現實角度來看，則反映出很多自以為已經形成獨立判斷的網友，對法治環境的認知，還停留在個人情緒中不能自拔。
一個84歲的老人過馬路闖紅燈、不聽警察警告，完全有太多客觀的可能性存在。比如語言障礙，比如聽力障礙，等等。爭議中的美國公民，有的是這么表達的：“警方在執法，因為他們擔心老人可能被車撞到，我認為，我要好好想一想這件事，我不確定哪件事更加糟糕，被車撞到或者得到警方的幫助”。“我可以理解警察攔住，甚至逮捕他，但是將他制服在地上，造成那樣嚴重的傷口，真的有必要嗎？那個男子可能患有癡呆癥或者其它疾病，我認為警方應當在不對其造成傷害的情況下對其實施逮捕”。美國公民的討論，與中國網友的爭論，區別在于，前者理性、建設性為重，后者批判性、絕對性為主。很多一致叫好的中國人，不愿意承認這個話題在美國也會存在爭議。
但是，更骨感的現實是，這些絕對贊美絕對叫好的法治向往者，如果中國的警察也像美國警察這么干，他們依然舉雙手贊成的可能性肯定不大。他們只是習慣了在向往中憤懣，憤懣中向往。中國執法環境遭受詬病，不是難在人口多，而是難在缺乏一視同仁的公正公平，當強勢人群違法時，人們希望從重從快，但當一個弱者同樣違法時，卻希望得到最輕的處罰。這種一邊講合法，一邊講合情的雙重標準，看上去是旁觀者自我矛盾的一種表現，其實卻是中國法治本身的缺失。
84歲的老人過馬路闖紅燈，不聽警察勸阻的行為，在中國是違法，在美國同樣是違法。美國警察將他打得頭破血流是暴力執法，放在中國同樣也是。如果把美國警察的暴力執法視作典范，為84歲老人遭遇毆打群情叫好，這種所謂的獨立判斷的理性則是瘋狂的。
在美國警察打了一個老人的這條社會新聞中，將氣撒在一個長著中國臉的老人身上，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法治的心態。中國的法治和公民的理性，都需要超越情緒，找到與別人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