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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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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研究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并按照不同階段所關注的重點內容總結為八個字：規模、機制、區域、新型，”北師大新興市場研究院院長胡必亮教授說。
30多年來，在學界對中國城鎮化研究的進程中，胡必亮幾乎參與了各個不同階段。
1983年9月21日，被譽為“世界級社會科學家”的費孝通教授在南京做了著名的“小城鎮大問題”報告。次年12月，費孝通的“江蘇小城鎮研究討論會第二次會議”上，胡必亮遞交了他第一份關于小城鎮研究的論文。
1989年春節后，第一次“民工潮”出現時，胡必亮就和同事們一起守在北京火車站，采訪調查來往的農民工。基于這樣的觀察與分析，他的研究視角開始從小城鎮，逐步轉向中國城鎮化的“機制問題”。
此后的學術生涯中，胡必亮有了更多的機會實地研習國外的先進經驗，并結合本土研究，不斷豐富對中國城鎮化的認識和理解。
“不同的平臺給了我不同的視野和學術背景，從上世紀80年代初一直到現在，我在每一個階段的認識都在進步，而這又和中國城鎮化研究的四個階段高度契合。”
調研小城鎮 探討“什么規模才合理”
第1階段
規模
當時大家都在討論城鎮規模，究竟是發展小城鎮呢，還是發展大城市？一派學者認為，小城鎮靠農村，有廣大的腹地；大城市得到政策的支持，一般都發展得比較好，而中等城市發展明顯不足。
華西都市報：你研究中國的城鎮化30多年了，最初是什么促使你做這項研究？
胡必亮：最早接觸城鎮化研究是1984年，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當時費孝通教授帶領一個團隊在江蘇做小城鎮調研，年底要開一個關于小城鎮的研討會。我當時剛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后改名為“農村發展研究所”）一個新的課題組，是專門為完成當時承擔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 研 究 中 心 委 托 課 題《1986-2000年中國農村產業結構研究》而組建的課題組。由于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直接與農村集鎮發展密切聯系，于是研究組的組長就建議我寫一篇關于農村集鎮發展與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關系的文章，帶文章去參會，向費老等專家學者學習和請教。經過向兩位資深研究員的請教，我寫出了第一篇與城鎮化有那么一點關系的文章，并油印了50本。
后來在1986年，我向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申請了一項與小城鎮相關的研究課題，得到了批準。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都是由杜潤生杜老親自掛帥的。
這個課題是研究農村的小城鎮發展問題，主要是縣以下的小城鎮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等問題，并對2000年的農村小城鎮發展趨勢做了分析與預測。我當時只有25歲。
華西都市報：上世紀80年代中國城鎮化研究呈現出什么特點？
胡必亮：兩個字概括，就是“規模”，城鎮的合理規模問題。
當時大家都在討論城鎮規模，究竟是發展小城鎮呢，還是發展大城市？最多的一派學者認為小城鎮很重要，過去小城鎮發展嚴重不足，現在該大力發展；還有一些人則認為大城市還是最重要的，因為城市發展有其規律，其中規模經濟就是一個客觀規律，相當多的中國城市的規模還不夠大，發展大城市可以起到強有力的帶動作用；另外，還有一種看法，認為發展中等城市比較重要，當時中等城市實際上處在大城市和小城鎮中間一個凹陷區，很多中等城市不僅沒有發展，而且還衰落了。這主要是指那些地級市，加上有些比較大的縣級市，它們的經濟實力一般不強，也得不到政策的有力支持。這一派學者認為，小城鎮靠農村，有廣大的腹地；大城市得到政策的支持，一般都發展得比較好，而中等城市發展明顯不足。
這些都是城鎮化研究中涉及到的城鎮規模問題。
關注民工潮 思考“城市機制的轉型”
第2階段
機制
看到“民工潮”的出現，我就在考慮這個“機制”的問題。大量農民工來了城市，但城市并不接受他們，就有可能引發許多社會矛盾。因此，研究這一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華西都市報：在這之后，城鎮化研究又進入到了什么階段？
胡必亮：1988年初，我跟隨當時以國家科委為主組成的一個代表團，和美國的東西方中心聯合做了一項關于中國城鎮化道路的研究。
正是在那個時候，我從各種場合的研討中以及從我與中外同行的交流中，感覺到中國的城鎮化問題好像并不都是規模問題，而是機制問題。
政府出臺一個政策讓發展大城市，大城市就發展，搞個政策發展小城鎮，小城鎮就發展，好像是由政府控制的，但在這樣的表面現象背后，城市的成長實際上是有它自己內在的成長機制的，（那就）是市場的力量。
華西都市報：當時也是中國市場經濟開始起步的階段？
胡必亮：其中一個大家都比較熟悉的現象，就是“民工潮”的出現。這成為一種現象，首先出現于1989年春節后的2月底3月初，所以我們必須要探討這個現象及其背后的機制問題。
當時大量的農民進入城市。他們為什么要進入城市，這背后就是市場動因。
在城市，有就業的機會，有掙錢的機會。而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一部分人進入了鄉鎮企業，但鄉鎮企業容納能力有限，所以有一部分人就被另一股市場力量推到城市里來。
1989年三四月份，我們研究小組在當時的所長陳吉元和室主任庾德昌的帶領下，分成小組，輪流在北京火車站出口處守候各路農民工，采訪他們，了解他們從哪里來，來北京干什么，是否已找到工作，通過什么渠道找到工作的，收入預期多高，等等。
同時我們也對進入北京市的農民工數量做出基本估算。基于這樣一些細致的工作，由我執筆起草的一份“關于解決農民進城問題的對策建議”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送到了當時的中央領導手中，希望對他們了解當時的情況和做出相關決策有所幫助。
華西都市報：農民工是你研究城鎮化機制問題的一個切入點？
胡必亮：當時看到“民工潮”的出現，我就在考慮這個“機制”的問題。如果農民是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來到了城市，但現實的城市發展機制仍然還是政府控制型的，即主要是通過戶籍制度來控制的，那么就有可能出現沖突，大量農民工來了城市，但城市并不接受他們，就有可能引發許多社會矛盾。因此，研究這一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1989年4月，我寫了一篇關于城市機制的論文，叫“中國城市機制及其轉型”。我在文章中，建議城市的發展要由它的客觀的機制來推動，這個機制運行的主導力量應該是市場，而不是政府。當然城市的發展不可能是由單一的市場力量所決定的，它一定是市場和政府配合的結果。
我當時的基本思想是，城市發展規模并不是政府說了算，城市規模有多大，合不合理，主要的決定力量在于市場，而不是政府。
華西都市報：當時中國學界對這個問題研究的人多不多？
胡必亮：從規模研究轉到機制研究，我認為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研究的第二階段，但當時研究城市機制的人很少，大量的研究還是聚焦在規模問題上。
研究大都市區 探索“區域一體化”
第3階段
區域
從1989年到1992年，我開始研究大都市區問題。每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我在當時提出，西部落后地方應該集中發展大城市，中部地區重視發展中等城市，沿海地區積極發展小城鎮的看法。
華西都市報：在機制問題研究之后，對城鎮化研究有了哪些深化？
胡必亮：從1989年到1992年，我開始研究大都市區問題。那段時間正好在國外讀一個區域經濟的碩士學位，是由位于曼谷的亞洲理工學院與德國多特蒙德大學區域規劃系聯合舉辦的一個碩士項目。
當時我提出了幾個思考的問題和方向：
第一，區域一體化里要有城市體系的概念。一個完整的城市體系本身就包括了要有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等各具不同規模的問題，一個比較簡單的思路就是，在這個體系里，缺什么就應該發展什么。
但我們過去有一段時間講城市發展方針時，就特別強調要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這就有些片面了，并且有“一刀切”的傾向。每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城市發展的重點也就不相同，比如說在東部沿海地區，大城市很發達，農村也很發達，不足的是處于中間的小城鎮和中等城市不怎么發達。所以費老在蘇南調研后，就提出了要發展小城鎮的問題，這是有道理的。但在西北地區，經濟比較落后、資源十分有限，可能發展的重點首先還是要注意培養1-2個增長極，以有限的資源集中發展少量幾個大城市。大城市培養起來之后，它對周邊就會產生輻射或帶動作用。我在當時提出，西部落后地方應該集中發展大城市，中部地區重視發展中等城市，沿海地區積極發展小城鎮的看法。
第二個就是要特別注意城鄉一體化發展問題，（要實現）城鄉之間協調發展，一個比較好的做法就是通過發展大都市區來實現。
華西都市報：現在各地所提的城市群概念，和此前您研究的大都市區和區域一體化是一種什么關系？
胡必亮：首先，城市群和都市區的概念存在一致性，根據我的研究，這是一種最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的一種方式。如果很多城市積聚在這一塊，處在中間零星的農村地區很快就城鎮化了。城市群覆蓋面積大，生活質量高，區域之間互相融為一體。
第二，城市群是國際上發展的一種趨勢。美國總人口的60%以上目前都是居住在城市群或城市帶里的。日本也是，歐洲的城市群有些還是國際性的，從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到德國的魯爾區，囊括了幾十座城市、幾十所大學。
第三，可以共享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相對來說也低。如果建一座城市，離得太遠，成本就很高，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大家都搞城市群，或者都市區，可以集約使用一些公共設施和公共產品。
新型城鎮化 首倡“六位一體”框架
第4階段
新型
我提出了這個“六位一體”的新型城鎮化的初步分析框架，就是我現在對最新的城鎮化的新認識。新型城鎮化是一個體系，這其中市場機制應該起主導作用。
華西都市報：此后就進入到新型城鎮化研究階段？
胡必亮：對。因為傳統的城鎮化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城鎮化，所以必須創新出一條可持續的城鎮化道路，這樣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新型城鎮化。
華西都市報：那什么是新型城鎮化呢？
胡必亮：關于新型城鎮化現在還沒有統一的定義。現在不少人高度將其概括為一點，稱新型城鎮化就是人的城鎮化。我通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提出了“六位一體”的新型城鎮化體系框架。
華西都市報：具體哪“六位一體”？胡必亮：“六位一體”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就是指城鎮化這個大系統至少應包括六個子系統：自然資源系統、經濟增長系統、生態環境系統、社會發展系統、空間結構系統和城市創新系統。
首先是資源的有效利用，即資源的集約利用。我舉個例子，深圳的土地面積接近2000平方公里，是香港土地面積的近兩倍。結果是，深圳的土地現在幾乎都用光了；而香港目前只使用了其土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香港把更多的土地儲備起來，然后一點一點地釋放。
第二是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如果不可持續，到最后就是個災難。比如說美國以底特律為代表的制造中心，現在大部分都衰落，她們曾經都是世界級的制造中心。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要不斷地提升、調整經濟結構。反過來，再看看德國的魯爾區，第一代產業是煤炭，第二代產業是鋼鐵，煤可以用來煉鋼嘛，有了鋼就可以進入第三代而發展汽車產業，現在第四代產業全是高端服務業，如教育產業、創意產業、設計產業、傳媒產業、環保產業等，整個地區的城市，幾代產業的發展思路非常清晰。我們有多少城市做到了？
第三是環境的友好保護。這個問題很關鍵，因為城市是我們經濟增長的動力，同時也是環境污染的源頭。
第四位是社會的公平和諧。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要解決好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是戶籍制度，應該徹底地、盡快地改革現在的戶籍制度；第二個是城鎮化過程中的土地問題，包括農地轉化為非農地、集體土地直接入市等問題，關鍵是要政府不要與農民爭利、國家不要與集體爭利。三是根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逐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一體化發展。新型城鎮化不是少數人的城鎮化，而應該是所有人追求共同富裕的城鎮化之路。
第五是空間結構要合理。城市空間結構布局也是城鎮化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六是智慧城市創建。這是城市形態的轉型，全面轉向智慧城市，能減少資源使用、減少污染，信息化在中間的介入非常重要。比如說傳統農業智能化改造就變成精準農業；所有的服務業，都是可以智能化的。
過去
研究城鎮化就像“盲人摸象”
華西都市報：城鎮化研究，從“規模”到“機制”到“區域”再到“新型”，是不是一個不斷修正的過程？
胡必亮：城鎮化研究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深化、不斷探索的過程。
過去我們對城鎮化不理解，研究城鎮化就像“盲人摸象”。有人摸到象的耳朵了，就說這個象是一把扇子，有人摸到象的腿了，就說像是一個柱子。
我自己的體會最深了。我本科是學經濟的，因此最初我研究城鎮化問題時，基本上就將其概括為是個經濟結構問題。后來我讀區域規劃碩士，因此就知道城鎮化也是一個區域規劃問題，于是就將城鎮化更多地理解為區域一體化；再后來，我讀了博士，是學制度經濟學的，這個時候就明白了城鎮化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問題，涉及到制度公平、土地產權等制度、社會問題，等等。后來，我又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后研究，我又知道了中國的城鎮化還是一個全球化問題。
我研究城鎮化整整三十年，也是中國城鎮化不斷推進的30年。三十年四個階段，從規模到體制到區域到新型。我很高興也很榮幸自己都參與了。
人物名片
胡必亮
探討中國城鎮化研究歷程，胡必亮教授是一個比較有價值的學者，因為他幾乎參與了30多年來中國城鎮化研究進程的各個不同階段。
1989年春節后第一次出現“民工潮”，他就和研究室的同事們一起冒著春寒守在北京火車站的門口，對來來往往的農民工進行采訪調查。正是基于這樣的觀察與分析，他開始從小城鎮問題的視角逐步轉向更加關注中國城鎮化的“機制問題”。
在日后的學術生涯中，胡必亮先后在美國東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學、德國多特蒙德大學和維騰大學以及美國哈弗大學等高等學府和學術機構學習深造，還曾在世界銀行中國經濟研究部做了兩年半的經濟官員，在法國興業銀行證券做了四年的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兼該公司駐北京的首席代表，因此有了更多的機會對國外的先進經驗進行實地研究和學習，并結合本土的研究，不斷地豐富了自己對中國城鎮化理論與實踐的認識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