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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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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和包產到戶將農民從集體經濟中解放出來，既給了他們參與市場的自由，也讓他們獨自承擔價格浮動、工業污染和氣候變化的風險。農戶可以選擇放棄傳統的糧食而種植經濟作物，但要獨自面對來自污染的威脅。
以北京霧霾天為代表的城市環境污染，一次次刺激著人們的神經。一些城市居民幻想“逃離城市”，回到“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然而，中國農村的污染同樣觸目驚心。
人類學家Bryan Tilt在學術期刊《中國季刊》上撰文指出，農民對工業污染有著慘痛體驗，但由于污染源太多、環保局給不出明確的環境評估、無法證明污染物與疾病有絕對的因果關系，農民對污染的理解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Tilt從2001年起在四川的富田鎮做調查。當地的工業園區曾擁有三家污染企業：冶鋅廠、焦化廠和洗煤廠。伴隨這些企業的還有百名外來工人及其家屬。污染是當地生活的一部分：工業園區冒著高高的黑煙，洗煤廠染黑了河流，冶鋅廠和焦化廠散出刺鼻氣息。根據Tilt的測算，富田的可吸入顆粒物濃度達到國家標準的兩倍和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十倍。
讓Tilt頗為嘆服的是，當地農民有不少關于污染的知識，比如金屬冶煉如何對土地造成污染、有毒物質如何進入食物鏈等。然而，村民的理解也存在種種缺失。首先，污染從哪里來？村民不確定最嚴重的污染源是什么。Tilt發現，鄰近富田的鄉鎮還有不少化工和冶煉企業，而體量龐大的攀鋼也在不遠處。拋開工業，化驗結果表明，當地的可吸入顆粒物不僅來自工業，也有農民自己焚燒木材等物質后的殘渣。
其次，污染雖然無處不在，但無人能判定它到底多嚴重。且不說缺乏科學測量設備的村民，當地環保部門告訴Tilt，他們由于人力和技術的匱乏而疏于檢測。一個環保局要應對120家企業，難怪工作人員力不從心。
再次，村民無法證實污染和疾病存在絕對的因果關系。醫學研究需要在考察大量患者之后才得出因果結論，但當地村民所有的只是個人色彩濃厚的敘述：飯館老板斷定女兒的先天殘疾與冶煉的污染有關；村民認為水井距離工廠太近而不敢使用新建的自來水系統。由于不確定因素太多而且考證太難，村民普遍表現出絕望。一位受訪者告訴Tilt：普通老百姓做不了什么，忍了吧。
在考察了村民對污染的認知以后，Tilt還提到了他們生存的政治經濟背景：現代社會的“個體化”。改革開放和包產到戶將農民從集體經濟中解放出來，既給了他們參與市場的自由，也讓他們獨自承擔價格浮動、工業污染和氣候變化的風險。農戶可以選擇放棄傳統的糧食而種植經濟作物，但要獨自面對來自污染的威脅。不少受訪者向Tilt表示過“需要靠自己”的信念。但是，如果“自己”過于弱小，那么“靠自己”與聽天由命相差幾何呢？
不僅是受到污染困擾的農民，污染企業的工作人員也受到“個體化”趨勢的影響。改革賦予他們跋山涉水來打工的自由，而吃苦耐勞的態度使他們的收入高出當地農民不少。他們不擔心甚至不認為自己的工作危害健康。一位受訪工人告訴Tilt，他的工作數年來沒給身體帶來一點毛病。Tilt認為，工人們也許是怕失去工作才產生對污染的容忍或麻痹，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些背井離鄉的打工者并不屬于當地的集體。他們僅僅在市場買賣環節與當地人發生接觸，因此不會因為污染而感到道德上的虧欠。
即便改革讓社會越來越“個體化”，而且加劇了農民相對于工業污染的脆弱狀況，“集體行動”仍然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的抗爭方式。在富田，盡管“忍”的態度大行其道，還是有一些村民自發組織聯系四川電視臺，使環保部門在媒體的壓力下關停了污染企業。現在三家企業中的兩所已經關閉，另一所轉移到離富田不遠的云南省內。
